关于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经济学流派的划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政策主张以及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经济理论方面相近的学者，可能政策主张不一致；政策主张相同的学者可能在方法论上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比如，在政策主张上西方经济学家可以分为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一派和坚持自由放任的一派。但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一派之中，又可分为财政调节派和货币调节派。所以单从政策主张或研究方面、经济理论方面来进行划分，就显得过于简单一些。此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从事学术活动多年，他们的观点方法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在方法论上和在某些专门领域的研究上有重要贡献，但又没有表现出什么明显的学派倾向，也就很难确定他们的流派归属，如里昂惕夫。因此，仅仅从一个方面来划分经济学流派是不合适的。

下面的划分是以三个"基本一致"或"不一致"为依据，即在理论观点、分析方法上和政策主张三方面的基本一致或不一致作为划分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依据。理论观点上基本一致，是指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看法、对影响经济活动的各个有关因素的作用的看法，以及关于某些经济规律和经济问题的出现原因、发展趋势及其影响的看法等等而言；分析方法基本一致是指研究经济问题和分析经济现象的具体的技术性的方法而言；政策主张上基本一致是指对于现阶段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的看法而言。

一、新古典综合派

新古典综合派又称后凯恩斯主流派，是产生于美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经济历史条件下，在诠释、扩展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融合新古典经济学而形成的。主要代表阿尔文•汉森、萨缪尔森、詹姆士•托宾、罗伯特•索洛、阿瑟•奥肯、詹姆斯•米德等。

1. 新古典综合派的由来

凯恩斯的《通论》问世后，西方经济学家们对其大加推崇。为了使凯恩斯主义更易为经济学界所接受，较好地为西方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服务，不少被成为“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发表研究、解释《通论》的论著，对它进行修订和理论扩展工作。对《通论》的拓展研究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变得日益迫切。

新古典综合派正是战后经济发展变化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新古典综合派虽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但是，对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学说的综合起始于战前。首先提出“新古典综合”这一特定概念的是萨缪尔森。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的收入－支出模型是以收入为中心，着重点放在由投资和其它开支的变动而产生的收入效应方面。其主张通过财政金融措施来调节总需求，以刺激生产、增加就业、保持经济稳定的观点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无法应付战后较复杂的经济形势。为此，新古典综合派主张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之前的微观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经济学说。也就是试图在凯恩斯的总量经济范畴基础上，用新古典的个量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去“综合”出一个新的经济学说。在传统观念中，收入分析和价格理论是对立的，而萨缪尔森认为二者可以相互补充。他把自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以来的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当作研究个量问题的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主义理论称为考察总量问题的宏观经济学，将二者综合置于同一体系中。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微观经济学是以充分就业为分析前提，宏观经济学则着重研究各种不同水平的就业量的情况。这一“综合”可以很好地把两种不同的理论（传统的自由放任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纳入同一系统，弥补了西方经济学内部的漏洞。新古典综合派也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

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出现了滞涨，即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这一现象显然无法用新古典主义的理论体系来作出解释。于是，萨缪尔森在1970年《经济学》的第八版中，就不再使用“新古典综合”一词，而改称为“主流经济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困境。

2. 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特征

新古典综合派从凯恩斯理论出发，以凯恩斯的收入－支出分析为核心，把通货膨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论述作为这一理论的延伸。在理论方面，这一流派用IS－LM模型解释凯恩斯主义，并发展了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利率理论和周期与增长理论。在政策方面，这一流派主张国家用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经济，以实现充分就业。这种政策主张成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政策基调。

根据收入－支出理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经济可分为两大部分：企业和居民户。两部门经济循环可用公式表示为：总支出AD=总收入AS。因总支出（或总需求）等于消费C加投资I，总收入（或总供给）等于消费C加储蓄S，就有C+I=C+S。如果社会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有效需求不足，C+I＜C+S，就会出现经济萧条，产生失业。此时就有必要引入政府这个因素。

如果把政府的经济活动这一因素考虑进去，国民收入均衡公式可调整为：

总需求=消费+投资+政府支出G

总供给=消费+储蓄+税收T

就有：C+I+G=C+S+T

在有效需求不足，即AD＜AS，C+I+G＜C+S+T的时候，采取刺激总需求的办法，或增加政府支出，或减少税收，或双管齐下，以使公式两端相等。公式两端相等，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均衡，就业增加，经济萧条被克服。

这就是新古典综合派通过财政手段调整经济的理论依据。

利用扩大政府支出大于政府收入的方式，以增加需求的财政政策，称为赤字财政政策。如果利用繁荣年份的财政盈余来弥补萧条年份的财政赤字，这就叫补偿性财政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对收入—支出理论用的是均衡分析方法，但它所要说明的正是凯恩斯主义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它把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作为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特殊理论来解释，因此成为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基础，也是它的理论特征。

3.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经济理论

1．关于滞胀的解释和对策 “滞胀”是新古典综合派遇到的最大难题。凯恩斯认为，通货膨胀与失业是不会同时存在的。因为失业产生于资源尚未充分利用的条件下。此时通过扩大总需求来增加就业，是不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只有在资源已经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过度需求才会引起通货膨胀，但此时就业充分。也就是说有失业的时候，无通货膨胀；有通货膨胀的时候，无失业。而在过度需求时引起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型的。

1958年，当时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菲利普斯，根据1861—1957年英国的统计资料，编制成表示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模型，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交替关系的曲线，即菲利普斯曲线。萨缪尔森在这个基础上以物价变动率代替货币工资变动率，使菲利普斯曲线成为表示物价上涨率或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反向关系。这条曲线表示通货膨胀与失业是并存的，二者可以互相替代，即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此起彼落的反向关系。这时的通货膨胀是由货币工资增长率增加所引起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以上这两种理论都无法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现象。因此，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用凯恩斯经济学的需求分析和宏观经济分析都无法解释滞胀，必须凯恩斯以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所采取的微观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对凯恩斯在《通论》中不曾充分注意的供给问题进行研究。

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对滞胀的原因提出了三种解释。

（1）对微观部门供给的冲击。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一些部门的产品供给受到冲击完全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讨论之外的。比如20世纪70年代世界性的石油、粮食供应短缺和价格猛烈上涨，推动了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不仅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反而使一些与石油、农产品有关的部门因成本过高，销路锐减。造成生产收缩，增加了失业人数。这样就出现了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并发症，也就是说形成了滞胀局面。这种个别部门供给变动异常及价格的变化是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应该用微观经济理论补充宏观经济理论来解释滞胀。

（2）福利支出的增加。

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属于福利支出。扩大公共工程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增加就业；扩大福利支出虽然能稳定总需求，但由于它弥补了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使得失业者不急于找工作，也使得萧条时期物价并不下跌。这样，福利费用的扩大，既加深了通货膨胀又不能消灭失业，从而出现了滞胀局面，把滞胀的产生归结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

（3）劳工市场的结构特征。

在经济社会中存在着两大垄断力量：大公司与工会，它们都有力量控制自己的产品价格。工会控制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说控制工人的工资；大公司控制着商品的价格，即物价。这种控制的结果造成工资刚性，即工资易升不易降。价格刚性，物价易涨不易跌。这两大力量势均力敌。在劳资谈判中，双方都会因强调对方价格上涨，要求提高自己的产品价格，使工资、物价螺旋上升。

劳工市场上的均衡，应该是既无失业又无空位，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常见的是失衡。这种失衡表现为失业与空位并存。这是因为在劳工市场上，由于工人工种不同，技术水平不一样，又居住在不同地区，他们之间缺乏自由替代的可能，所以失业与空位是并存的，即存在着结构性失业。比如劳工市场上缺乏技术人员，但失业的是瓦工，瓦工是无法代替技术人员的。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也不会因西部地区缺乏劳工愿去填补空位，如此等等，造成失业与空位并存，即“人找工作”与“工作找人”并存。

由于失业与空位并存，又存在着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这样，虽然有失业存在，工资并不下降；有空位，工资就上升，出现了失业与工资上升并存；工资上升使物价上涨。所以，失业与空位并存就转化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并存，即滞胀。

这种对工资的决定及劳工市场结构特征的研究属于微观经济学，所以这种理论是用微观经济学补充宏观经济学来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并发症。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既然当前滞胀的原因应从微观经济学方面进行分析，其对策也应从微观经济政策入手。不过由于需求管理运用的是宏观财政政策和宏观货币政策。这些宏观政策用来单独对付失业或单独用来对付通货膨胀时，仍然被认为是有效的，它提供了调节经济的基本手段，各种微观经济政策是不可能代替宏观需求管理作用的。但它可以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补充手段来对付滞胀。微观经济政策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中主要是：

第一，制定和执行新的能源政策和农业政策。

在能源方面：限制石油消费；刺激国内能源生产；保证国外能源供给的稳定性；增加国家的原料储备。在农业方面：帮助第三世界进行“绿色革命”；把政治和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考虑粮食出口的方针等。制定能源和农业政策，是为了缓和个别部门产品供给的紧张状态，从而制止因石油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而加剧的通货膨胀。

第二，修改和改进现行福利支出政策。

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实行对低工资收入家庭有差别的收入津贴，代替单纯依赖政府救济的做法，把福利支出与技术教育、劳动力再训练结合起来。

第三，收入政策。

其措施有三：一是自愿协商，即由政府、企业、工会三方协商工资的增长界限；二是硬性管制，直到冻结收入；三是物质刺激原则，就是以税收为基础的限制措施，采取奖和罚的办法。即规定一个工资增长界限，不超过这个界限，用减免所得税来奖励企业和个人；如超过这个界限，就加税。

第四，人力政策。

人力政策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劳动力再训练，解决不同工种互相替代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技术的工人或失业人员，学得一门专长，以满足企业的需要。二是帮助劳动力迁移，把劳动力从多余的地区迁到劳动力短缺的地区，解决劳动力流动问题。那些不愿到艰苦地区的劳动力，政府要帮助他们。

2．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新古典综合派关心的重点课题。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在制度为既定的条件下决定经济增长的资源和技术与增长相互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模型是这三种因素之间量的关系的分析。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增长模型主要有：

（1）哈罗德一多马增长模型

20世纪4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把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各自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他们所提出的模型基本相似，故称哈罗德一多马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公式是：

在上式中，G代表国民收入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S代表储蓄率，即储蓄量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C代表资本一产量比率。由公式可见，这一模型强调的是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的是资本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2）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等人提出来的。这一模型的公式是：

在上式中，

代表资本增加率，

代表劳动增加率，a代表经济增长中资本所作的贡献比例，b代表经济增长中劳动所作的贡献比例，a与b之比即资本一产量比率，

代表技术进步率。这一模型把经济增长归结为资本增长、劳动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作用，强调价格对资本一劳动比率的调节作用。

4. 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主张

新古典综合派的政策是以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为基础的，认为凯恩斯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效的，能够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但它认为，单纯用宏观方法来解决．不足以应付多种经济目标。

宏观经济政策有四个目标：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制定的手段和措施就叫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通过政府支出与税收来调节经济的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支出与税收。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是要通过对货币供给量的调节来调节利率，再通过利率的变动来影响总需求的货币政策，它的三大政策工具是：公开市场业务，调整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贴现率，调整法定准备率。

宏观经济政策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通过政府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来刺激经济的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的货币政策。其中包括在公开市场上买进有价证券、降低贴现率并放松贴现条件、降低准备率，等等。这些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率，刺激总需求。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政府支出与增加税收来抑制经济的政策。紧缩性货币政策，即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率，抑制总需求的货币政策。

此外，新古典综合派还强调政策搭配和政策的微观化。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凯恩斯提出的政策主张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当时，有效需求不足，失业严重。政府应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放松银根，减少税收，扩大政府支出，以刺激投资和消费，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新古典综合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状况与30年代大萧条时期不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也应该多样化，政策组合方法应有所改变，要注意政策的松紧搭配。松紧搭配是指：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收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或把收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相配合。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

微观化，是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而制定区别对待的政策。

微观财政政策包括对不同的部门实行不同的征税方法，制定不同的税率，个别调整征税范围，以及调整政府对各个不同部门的拨款等等。微观货币政策包括规定不同的利息率，控制对不同行业的信贷条件和放款量等等。

为什么要采取财政政策微观化呢？以增税为例，其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增税。这就应该增加那些能减少人们用于消费支出的税．以便提高储蓄率，从而能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而目的在于防止通货膨胀加剧的增税，主要应该增加那些能够减少人们用于投资支出的税，以免由于过度投资而造成的过度需求。货币政策微观化的运用，其原因也与此类似。比如单独地调节消费信贷的数量和条件，这就可以调整市场需求量，而不致影响企业的投资和住宅建筑业，从而不致直接影响经济增长率，为了刺激投资或限制投资，单独调整投资信贷的数量和条件，这就可以避免引起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

资料来源：

胡代光、厉以宁编著《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

范家骧 高天虹 《西方经济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二、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是产生于英国的现代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学派。现代凯恩斯主义主要分化成两个支派：一个是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心的新古典综合派；一个是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中心的新剑桥学派。由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所在地也叫剑桥，人们有时也将这两大支派的争论称之为“两个剑桥之争”。新剑桥学派坚持和发展凯恩斯的理论观点，批判传统的新古典派经济理论，力图建立与之相对立的新理论体系，因此，也被称为英国后凯恩斯经济学。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卡。

1. 新剑桥学派的学说渊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段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与此相适应，西方经济学家纷纷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的理论为基础，加以补充和发展，力图把该书的短期－比较静态分析“长期化”、“动态化”，提出形形色色的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波动理论，为垄断资产阶级国家企求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目标服务。正是在这个发展凯恩斯理论、纷纷编制经济增长模式的热潮中，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中形成了两个相对立的主要流派：一是以美国的萨缪尔森、索洛、托宾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他们力图把凯恩斯的理论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调和、结合起来；一是英国的新剑桥学派，他们强调凯恩斯理论与新古典派经济理论之间的对立，坚持和发展前者而批判后者，坚决反对新古典综合派把两者调和起来。由于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在英国剑桥，而他们的理论观点又是背离以马歇尔为首的老一代剑桥学派的传统理论的，因此被称为新剑桥学派。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与美国新古典综合派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曾就资本理论、增长理论、分配理论等进行过长期的激烈的论战。由于论战的美国一方的萨缪尔森和索洛任教的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也名剑桥，所以这个论战又被称为“两个剑桥之争”。论战从表面上看是就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能否加以计量、用什么单位来计量、这个单位能否排除价格和分配因素的影响等展开的，但其实质是一场关于要不要恢复新古典派理论并把它和凯恩斯的理论调和起来，还是坚持凯恩斯的基本论点，彻底否定新古典派理论的论战。

与新古典综合派相似，新剑桥学派也以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作为自己的论证的出发点。但认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要点并不是新古典综合派所说的“收入－支出模型”，而是关于社会哲学的论述，即论证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不均，以及推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这一学<李嘉图的传统，建立一个以客观价值理论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并探讨和制定向没有食利者阶层的文明生活新阶段过渡的社会政策。所以也就被称为新李嘉图学派。

2. 新剑桥学派的理论特点

新剑桥学派以嫡传凯恩斯主义自居，在理论上坚持最彻底的凯恩斯主义，试图摆脱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理论的束缚。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垄断竞争而不存在自由竞争；强调未来的不确定性对经济的影响，承认价格机制不能使市场均衡，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促使利润增长，而随着利润的增长，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更加不公。他们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观点，主张改变社会各阶级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因此又有“凯恩斯左派”的称号。

新剑桥学派在经济理论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在分析方法上采用历史观，抛弃均衡观；二是特别注重收入分配问题。

新古典综合派主张，凯恩斯在分析经济问题时运用的重要分析方法是均衡分析法，也就是把现实世界当作一个理性世界来看待。然而，新剑桥学派坚决反对均衡分析方法。认为，>凯恩斯革命就在于从均衡概念转变为历史概念，从理性选择原理转变为根据推测或习惯作出决策。因此，所强调的应当是不均衡状态，而不是均衡状态的建立。

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主义作为一种宏观的经济理论，所缺乏的是价值论和分配论，因此，要使宏观经济学具有微观经济学基础，那就应该研究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分配方面，关键在于收入分配的相对份额是如何决定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变动的，其变动应该随着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而定。

3. 新剑桥学派的基本理论

新剑桥学派从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出发，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伸展为长期分析，提出自己的价格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力图返回李嘉图的传统中去，把凯恩斯的理论和古典学派的理论结合起来，重新建立所谓古典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

（1）价格理论。

新剑桥学派认为，价值应当具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而不能象边际效用学派那样把价值视为“主观的”概念。价格由生产条件来决定，而不能归结为消费者起着主要作用。新剑桥学派认为，为了建立客观的价值观念，应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传统中去探讨。

（2）收入分配理论

新剑桥学派从价值理论出发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主要是想表明三个极其重要的观点：

第一，收入相对份额的大小，一定的收入水平条件下取决于利润率水平，而利润率水平是与生产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收入分配形成的结局具有客观的、物质的基础，它不仅和历史上形成的财产占有制度有关，而且和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有关。工资收入者的货币工资率取决于外部条件，如一国历史上形成的工资水平，国内劳资双方议价力量的对比等。利润收入者的利润是资本占有者凭借财产占有权而取得的非劳动收入。因此，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决不是公平的，合理的，而是取决于劳工集团和资本集团各自的谈判权力。这些充分体现出新剑桥学派强调的是所有权和历史因素。

第三，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认为它不能反映资本主义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实际情况。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工资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利息由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新剑桥学派认为这是一种循环推理。新剑桥学派主张的是回到新古典经济学以前的理论中去，也就是回到李嘉图理论中去。

（3）经济增长理论

新剑桥学派把经济增长的过程和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着重分析收入分配的变动如何影响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储蓄率，以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的公式为：

在上式中，C是资本－产量比率。

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

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国民收入分为利润与工资两部分，所以

。Sp是利润收入者的储蓄倾向，Sw是工资收入者的储蓄倾向。

根据这一公式，新剑桥学派认为：

第一，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率越大，国民收入中利润的比例就越大，作为工资收入者所得的工资的比例就越小。因此，经济增长不利于占人口多数的工资收入者，必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这是新剑桥增长模型的重要结论。

第二，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病症正在于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改进收入分配制度就应该放在消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病的首要地位。

第三，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途径不是实现经济增长，而是实现收入均等化。新古典综合派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途径是实现经济增长。新剑桥学派不同意这一看法，认为，经济增长不仅造成了污染、通货膨胀等问题，不仅使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对减少，而且还造成了绝对贫困。

（4）滞胀理论

新剑桥学派竭力反对只根据货币供应的增加或集体议价的工资提高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原因。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由厂商控制其产品价格的能力来决定，或者是由于各阶层为自己的收入提高相互争夺的结果，即所谓“市场操纵”理论。

新剑桥学派从区分不同类型的产品或市场入手来解释通货膨胀发生的原因，进而说明为什么会出现“停滞膨胀”。他们首先把世界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初级部门为工业活动提供必不可少的基本供给品（食物、燃料和基本原料）；第二级部门将原料加工为成品以供投资或消费之用；第三级部门则提供辅助其他部门的各种服务。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初级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第二级部门）这两个部门生产增长之间所存在的比例失调的现象。

通货膨胀一方面限制工业活动的发展，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又使得低收入家庭更加贫困，他们不得不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所以，通货膨胀不仅减少了就业机会，还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使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形成了经济中的滞胀局面。新剑桥学派认为，正是20世纪70年代初级产品的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上升，引起了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

4. 新剑桥学派的政策主张

（1）对其他流派政策主张的批驳

新剑桥学派在经济政策问题上，既反对新古典综合派和新制度学派的政策主张，也反对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主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是为了解决总需求问题，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根源却不在总需求不足，而在于分配的不平等。

新剑桥学派反对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那种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经济观点。他们认为市场机制是个效率极差的调节器，主张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观点实际上是旧经济学的自动趋于均衡学说的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已证明了它的失败。

（2）新剑桥学派的政策主张

新剑桥学派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收入分配理论，并根据它的收入分配理论提出以社会政策为基本内容的政策主张。其特征：一是把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放在“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症”的首要地位；二是主要依靠社会政策来改变收入分配制度。其提出的主要政策主张，可分为短期调节措施和长期措施。

短期调节措施有：

第一，通过合理的税收制度来改变现存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状况。比如用累进所得税、高额财产税等对财产多和高收入人征收更多的税，然后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

第二，给低收入家庭以适当的补助，改变他们的贫穷状态。

第三，提高失业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以便使他们有更多的就业，并能从事收入较高的技术性工作。

第四，制定适应经济增长，减少财政赤字，逐步平衡财政预算的财政政策，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制定预定的实际工资增长率的政策。

第五，政府必须尽量减少用于军事等方面的开支，将更多的财力从军事部门转用于发展民用服务、环境保护和原材料生产等部门。

第六，实行进口管制，发展出口品的生产，增加贸易顺差，以便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长期措施主要有：

第一，主张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以便消灭私人财产的集中，抑制食利者阶层收入的增长，并把政府通过没收性的遗产税（和同样重的赠与税）所得到的财产及其收入可专用于公共目标，发展各种社会福利事业。

第二，用政府预算中的财政盈余去购买公司的股票，把公司股份所有权从私人手中转移到国家手中。

三、货币主义

货币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经济学流派，亦称货币学派。创始人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1968年，布伦纳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点，此后被广泛沿用于西方经济学文献之中。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方面，该学派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原因。货币主义的代表在美国有哈伯格、布伦纳等人，在英国有莱德勒和帕金等人。

1. 货币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货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就非常盛行。

货币主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是货币主义产生阶段。1956年弗里德曼发表《货币数量论的论述》一文，对现代货币数量论进行了解说。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初，这是货币主义的成熟阶段。随着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断地开展讨论，在60年代初货币主义理论逐渐成型。到70年代开始建立各种货币模型，即数学的方法来建立货币理论，也就是现代的货币数量论。第三阶段是70年代中期以后，货币主义进行试验阶段。比如时任英国首相的撒切尔夫人就实施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

2. 货币主义的理论特色

货币主义在理论上强调货币的价值和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数量，市场经济中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通过货币来实现的，货币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经济理论的主要特色在于宣扬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

（1）经济自由主义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思潮：一种是国家干预经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另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货币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坚。弗里德曼这一倾向表现在他的两部代表作：发表于1960年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和发表于1979年的《自由选择》。

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思想可以大致概括为四点。

首先，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是18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继续，其核心思想是坚信个人的尊严。人们在不损害别人自由的前提下，有根据自己的智能运用自己能力的机会和自由，自由是目的。他主张经济应该自由放任，以此作为减少政府在国内的作用和扩大个人在经济社会作用中的工具。

其次，弗里德曼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大部分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中的私人企业活动来进行的。此外，弗里德曼认为经济有两种调节机制：一种是通过政府中央指令来调节经济；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调节。这种市场机制调节就是价格体系，它是通过人们之间自愿交易进行的。弗里德曼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认为价格在调节经济中能发挥三种作用：传递信息，通过价格信号来调节生产；改进生产方法，迫使企业降低成本，从而使资源作到有效利用；还能改进收入的分配。

再有，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活动能起两种作用，既能实现自由竞争，又是实现政治活动的手段。也就是说，既能推动经济的自由，又能使政治和经济权利分离，相互抵销，达到均衡。

弗里德曼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但不是不要政府，反对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政府的首要作用是反对外来的侵略；其次是保护儿童、未成年人及少数病残者的利益，承担一些私人无法承担的公共工程，但这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还要制定一些法律，起一个仲裁人的作用。因此，政府当务之急是从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改变方向，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的职能应该受到限制，政府的权力应该分散，从集权走向分权。政府现在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它应有的限度，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

（2）市场经济是稳定的

货币主义最主要、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市场调节。

货币主义认为，从长期来看市场经济本身有力量趋于均衡，也就是充分就业。从短期来看经济可能是波动的，但产生波动的原因是外生的，不是经济本身固有的力量。因为价格和产量的变化是平稳的，不是急剧的，它能够使经济受到的冲击得到恢复。现在市场经济所以经常波动，不是市场本身，是政府干预经济和实施错误的政策所造成的。在有失业的情况下，市场经济正处于调整过程之中，而政府就实施充分就业政策，干扰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3. 货币主义的主要经济理论

（1）消费函数理论

弗里德曼认为，凯恩斯关于消费取决于现期收入，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这是和事实严重不符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通过计算表明，美国在20世纪前半期，尽管实际收入有相当的增长，但储蓄率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这50年里储蓄率大体一致，这说明边际消费倾向不是递减的。

弗里德曼是用持久收入来说明消费函数的，并且用这个理论把消费、财富、收入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

消费者的现期收入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持久收入，一部分是暂时性收入。这两部分很难区分，只能根据消费者行为来推断。所以弗里德曼把决定人们收入因素，分为持久因素和暂时因素。持久因素的时间为3年以上，它所决定的收入为持久收入，暂时因素所决定的收入就为暂时收入。例如，人的能力所带来的收入，就为持久收入；经济波动带来的收入，像价格突然上涨，这时的收入就为暂时性收入。

弗里德曼认为人的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消费也是稳定的。这就是说，决定人的消费的不是暂时性收入，而是持久收入。以C代表消费，b代表边际消费倾向，YP代表持久收入，则持久收入假说的消费函数为：

C=b•YP

人们希望消费是稳定的，因此，根据持久收入来安排消费，而不是根据暂时性收入来安排消费。而且，可以在估算持久性收入时把暂时性收入的影响估算进去。持久收入假说提出了估算持久收入的方法。这就是说，持久收入与过去收入和现在收入相关，因为人们是根据过去与现在的收入来预测未来的收入的。这种过去与现在收入中包含着暂时收入引起的收入变动。持久收入并不是现在得到的收入，而是过去收入与现在收入的加权平均数。时期越近，加权数越大，表示对持久收入影响越大；时期越远，加权数越小，表示对持久收入影响越小。以Yt-1表示过去的收入，Yt代表现期收入，Q代表加权数，则持久收入的公式是：

YP＝QYt＋（1一Q）Yt-1（0＜Q＜1）

在长期中，无论暂时性收入如何变动，持久收入是稳定的，持久性收入决定消费，消费是持久收入中一个稳定的比例，因此，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这就证明了消费函数的稳定性。

弗里德曼认为持久收入假说的重要性在于两点：一是对经济发展的意义。由于消费函数具有稳定性，因此投资的增加或减少对经济发展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对经济波动的解释。由于持久性收入受财产多少的影响，财产的增加会提高消费在收入中的比例，正因为消费比例逐渐上升，经济在长期中就可能趋于稳定，达到充分就业。

（2）现代货币数量论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货币主义的理论核心。

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大致可分为以费雪为代表的货币数量论和以马歇尔等人为代表的剑桥学派的数量论即现金余额说。弗里德曼是沿着剑桥方程式来重新表述他对货币数量论见解的。认为可以把剑桥方程式M=kPT=ky看作是货币需求函数，其中PT是货币需求中的两个变量，而把k代表所有其他变量，因此，在数值上不能看作是一个常量，把k当作包含其他变量的函数。

同早期的货币数量论一样，货币主义也承认货币数量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区别在于货币主义的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既影响物价水平的变动，也影响总产量或国民收入的变动。

凯恩斯主义并不否认货币的重要作用，认为“货币也重要”，但他们更强调的是总需求，尤其是投资需求。而货币主义从现代货币数量论出发，得出的是“货币最重要”的结论，认为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快和无规则的变化。至于货币供应，弗里德曼认为货币供应基本上取决于货币制度，即由法律和货币当局决定货币量。

4. 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

（1）如何选定货币政策目标

不能把限制利息率做为政策的指南。

凯恩斯是把限制利息率做为政策的目标。而弗里德曼认为，增加货币的供给，能在短期内降低利息率，但从长期来看，利息率是上升的。这是因为，由于利息率下降，刺激厂商投资和人们的支出，从而增加货币需求，导致货币供给的增加，使人们手中持有的货币量增加。其次，投资和支出增加，使人们的收入增加。因为厂商扩大投资，也就扩大了就业，就业增加，收入增加。一部分人的消费支出增加，也意味着一部分人的收入增加。由于人们收入增加，使灵活偏好曲线向上移，即人们手中愿意持有更多的货币，货币需求增加。此外，收入的增加。对商品的需求增加，需求大于供给，造成物价的上涨。物价上涨，意味着人们的真实货币收入减少。由于这三方面的作用，人们对货币需求增加，使利息率倒转过来，即利息率上涨。同时，货币量增加，物价上涨，预期价格是上涨的。贷款的人为了不造成损失会提高利息率，而借款的人也乐意支付更高的利息率，价格预期作用会导致利率恶性上涨。所以，扩大货币量的供给，并不会控制住利息率，反而造成利息率的不断波动。因此，不能把控制利息率做为政策的指南。

限制失业率不应做为政策目标。

弗里德曼认为，由于存在自然失业率，即结构性失业和自愿失业。如果政府想把失业率控制在自然失业率之下，把限制失业率做为政府的目标，通过发行更多的货币扩大政府的支出，增加就业。这在短期内能有效果，能够减少正常失业率，也就是说使部分自愿失业的人员就业。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随着货币的增加，物价必然上涨，而物价上涨，工人必然要求更多的工资，如果工资增加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自愿失业的人还是不愿提供更多的劳动，还是待业，也就是失业。由于工资和价格均具有刚性，宜升不宜降，这就形成工资和物价的循环上升，从而不断加深通货膨胀，即物价不断地普遍上涨。

控制价格水平，也不应是政府的政策目标。

弗里德曼认为，价格水平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如果政府想控制价格水平，只有通过货币数量的变化来影响价格的变化。政府的货币政策与价格变化之间还有一个时延，这种时延在不同的情况下，其时间长短也不一样。这样，政府就很难判定通过货币数量的变化能在什么时间使价格水平也发生变化。把控制价格水平做为政策目标，就会引起政策执行者在扩大或收缩货币供应的流量时，难免出现判断上的错误，导致与愿望相反的效果，更加促成经济不稳定性。

因此，弗里德曼认为不能把控制利息率、失业率、价格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而应该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弗里德曼指出，无论从长期、短期来看，货币供应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价格增加，货币供应减少，价格下降。因此，按单位产量平均的货币存量变化，就会引起价格同方向变化。所以控制了货币存量，也就是说，控制了货币供应量，也就控制了价格水平。根据弗里德曼统计，每次大的、主要的通货膨胀都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急剧增加，每次大萧条也都是由于货币供应量急剧下降的结果。因此，弗里德曼强调，政府的货币政策目标应该放在控制货币供应量上。

（2）对通货膨胀和滞胀问题的解释<

货币主义强调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因素决定的，它表现为稳定的、持续的物价上涨。

弗里德曼是用货币数量论来解释通货膨胀的。他还用统计资料表明，美国每次通货膨胀都伴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在实行金本位制时，如果发行更多的货币，就必须有商品的增加，否则，一部分货币就会退出流通领域。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它的发行量由货币当局决定。这种纸币发行量过多，超过了商品量的增长率，也就是说，超过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纸币是不能兑换黄金或金币的价值符号，不能退出流通领域。因此就会出现通货过多的现象，即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增加的越快，通货膨胀也就越严重。所以弗里德曼把通货膨胀的原因，完全归结为货币存量增加过快而造成的。至于货币供给增加过快，弗里德曼认为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政府支出增加造成财政赤字，政府通过增加货币供给的办法以弥补赤字，从而造成了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中央银行错误地把政策目标放在控制利息率上。当利息率增加时，中央银行就增加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息率；利息率下降时，中央银行就减少货币供应量来提高利息率。这样，造成了利息率和货币供给的经常波动，使人们对价格无法预期，加深了通货膨胀。

货币主义用自然失业率和价格预期来解释滞胀问题。

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达到均衡时所出现的失业率为自然失业率，其大小决定于产业结构和劳动市场的信息。如果政府把政策放在减少失业率上，用货币量的增加来刺激就业，工人没有预见到他的实际收入在下降，他们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也就是增加劳动供给；货币增加引起物价上涨，厂商也愿意增加投资，由此增加就业。但是从长期看，随着货币量的增加，引起价格上涨，工人实际工资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甚至下降，而且由于人们对于价格的预期还不如价格上涨的快，就更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失业增加。所以货币的增加并不能扩大就业率，反而造成通货膨胀的不断加深，使物价持续上涨。失业加上通货膨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滞胀。

（3）货币政策的准则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当局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政策多变。因为他们把政策目标放在利息率上，利息率又难以控制，造成政府的货币政策经常发生波动。为了避免这种经常波动的政策，弗里德曼主张采取一种简单的规则，就是为了应付经济周期的需要，货币存量应该以一个始终不变的、固定的比例增加。

弗里德曼认为，要保证货币存量增长稳定，那就要选择—个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应该大致与最终产品价格的长期稳定水平保持一致。根据长期统计资料表明，从长期来看，价格水平是稳定上涨的趋势。价格水平和两种因素有关：—是产量；二是货币的流通速度，而货币流通速度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根据美国的历史经验，弗里德曼提出美国货币供应总量每年的增长率为4—5％之间较合适。因为弗里德曼认为，在美国每年需要增加货币1％或2％来配合人口和劳动力的增加，以及长期的货币流通速度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而降低，而美国年产量平均每年约增长3％，所以货币供应量每年增加4—5％，就可以使物价水平趋于稳定。

（4）货币主义政策主张的特点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任务之一，就在于防止把货币变成经济波动的根源。为达到此目的，政府应该放弃因经济变动而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货币政策任务之二，是要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背景。这种稳定是和价格相联系的。因为只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未来的商品价格预期是稳定的，才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

货币主义反对积极的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主张认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微调。货币主义反对这种做法，主张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调节和价格机制，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货币主义否定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首要作用。货币主义认为，运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如果扩大支出，而不相应地扩大货币供应量，则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能是暂时的或微小的。其原因是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开支的资金来源无论来自征税或向公众借款，其主要影响只不过是政府代替纳税人或代替在别处将借到款项的人来花费这些资金，结果将导致利息率上升，引起私人投资和消费的缩减，即产生“挤出效应”，从而抵销了增加的政府支出。如果要使财政政策持续地发生有效作用，那么政府必须发行货币，即通过印钞票或创造银行存款来取得资金来源。政府进行这样的开支显然是膨胀性的。

实施财政政策，由于政治上的阻力和实践中的困难，往往不能有效运用。比如制定税收方案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在议会通过。因为减税容易征税难，政府支出的扩大轻而易举，节省开支受到各种阻碍，所以用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在实践过程中会加大财政赤字，促进通货膨胀，从而加深不稳定。但要缩减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则又是困难重重。

此外，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因为它认为货币存量变化与价格水平变化有时延。为什么有这种时延，其原因目前还不能解释。但根据统计，这种时延平均12—16个月。而且时延还由于经济周期不同而不同。所以政府如果采取积极的稳定政策，在扩大或收缩货币信贷流量时，难免做过头，导致与愿望相反的结果，更加促成经济的不稳定。所以，弗里德曼一再声明，只有政府放弃那种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才能使资本主义摆脱困境。

资料来源：范家骧、高天虹《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片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

四、理性预期学派

理性预期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由于其在经济分析中假定：经济行为的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故名。理性预期学派以自己独有的理性预期理论反对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并使西方宏观经济学在理论结构、分析方法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代表人物是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

1. 理性预期学派的产生

理性预期学派是对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提出挑战而兴起的。1961年，约翰•穆思在一篇题为《理性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的文章中，最初提出了“理性预期”的概念，这可以看作是该学派的缘起。之后，卢卡斯、萨金特、华莱士等人循着理性预期的思路，阐发了诸如工资、就业、失业、货币、通货膨胀、经济周期、政府行为和经济政策的作用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并猛烈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在西方经济学界颇为引人注目。理性预期理论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被看成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突破性成果之一。卢卡斯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95年）。

2. 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根据

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上，—个是个体是寻求最优化的。换句话说，经济行为主体在他们的收入和技术的限度内力求取得最大的预期利润或最大的预期效用；另一个是市场趋向于供求平衡，就是说在每个市场上，除非有法律的限制，情报的脱节，或政府政策的阻碍，在某一特定价格水平上卖方愿意供应的数量恰好等于买方愿意买进的数量。在这两个前提下，市场上每种产品均衡的含义，就是在一定的价格水平上，企业预备出售的数量恰好等于消费者愿意买进的数量。同样，在劳工市场上，按照现行的工资率，工人提供的劳动时数正是他愿意提供的劳动量，雇主雇用的工人也正是他愿意雇用的人数。

30年代，凯恩斯所否定的正是这种关于个人行为和市场行为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然而，合理预期学派所假定的前提又正是被凯恩斯主义者所否定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的前提，并使“古典经济学前提更加连贯更加复杂。”

理性预期学派一是假定人们能够进行合理的选择，也就是说，人们能根据可能得到的最好的信息进行决策，他们的预期是在利用可能得到的最新的数据和可能得到的最好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政府不能“愚弄”人们了。二是假定价格变动得非常迅速，因此市场上总是处于均衡状态，所有市场总是处于供求相等的境地。事实上，合理预期学派所假定的前提，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前提的继续和发展，理性预期学派也正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原理运用于所有的经济问题，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这也正是理性预期学派又被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原因。

虽然理性预期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特别是在反对政府干预，反对通货膨胀等政策主张上与货币主义十分相近，但它又不同意把货币政策放在第一位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认为货币政策无效。它的理论特点就是强调预期的作用，主张理性的经济人在决定他们未来的行动时，要计算自己的行动对将来市场的影响，以选择效果最有利的行动，从而使政府的任何调节经济的政策和措施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3. 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理论

（1）理性预期假说

理性预期论者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建立在凯恩斯以前的传统经济学一般均衡模型所假定的两个基本前提之上。一个假定前提是，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这个作为理论前提的“理性预期假说”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假定消费者花费其收入的行动准则是换得最大效用，而生产者则把利润极大化作为行动准则；其二，所谓“完全预期”假设，即假设任何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当前决策时所预料的未来会有的情况，总是完全准确无误地符合于未来实际发生的情况。这里可以看出，“理性预期假说”与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所采用的“适应性预期假说”是相对立的。因为后者假定，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情况的预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为适应已有情况而调整的。但对任一给定时期来说，他们对任一经济变量的未来情况的预期值则完全取决于过去和当前已有数值的加权平均数。理性预期论者的第二个假定前提是，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即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会随供求状况而相应变化，那么，在每一种产品和每一种生产要素的市场上终究会各有一个价格使它们各自的供求处于均衡状态，其中也包括劳动力的供求总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而实际上还存在的失业，仅限于摩擦性失业或结构性失业以及所谓自愿的失业。

预期是指从事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在做出决定之前，对将来的经济形势或经济变量作出的估计。西方经济理论看重预期行为由来已久。但凯恩斯所讲的预期是盲目的、变化不定的预期，以致成为经济不稳定、甚至周期波动的原因。作凯恩斯反对派的现代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所讲的预期是适应性预期，是指人们在进行预期的时候，事先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没有经过很严密的思考，也没有做很仔细的判断。理性预期学派提出的理性预期概念，与货币学派提出的适应性预期互相对立。而正是这种变更，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宏观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的变革，宏观预期理论本身的一次“革命”。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总是完全准确无误地符合将来实际发生的情况，或者说各个经济行为主体的主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将与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相一致，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当人们的预测符合于实际上将会发生的事实，也叫做合理预期。这种预期是人们根据有关信息形成的。这种信息不单指统计资料，而且也包括对于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的知识。在进行合理预期时，经济行为主体是主动的，事先掌握了充分的信息，经过周密的思考和判断。也就是说，在形成预期时，私人经济机构利用了可以获得的所有有关信息，并做了明智的处理。理性预期理论提出，参加市场活动的人在进入市场以前，已经了解以往的市场变化情况．人们在思想上是有准备的。进入市场之后，人们就把过去的信息和现在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根据它们做出判断。这样。人们就不会因市场上的价格变化而受到欺骗。他们的决策是有根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就不会轻易加以改变。

由于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做了周密的思考，又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们就会事先采取预防性措施。这样，政府预定的政策效果就会被理性预期的作用所抵销，致使国家干预的预定目标落空。由于人们能和国家利用同样的信息，而且决策灵活、及时，比政府快，所以政府在同人们打交道时，总是被动的，并常常被迫放弃原来的打算，政府决策人只能在很短的时期内运用出入意外、不可预料的手段来欺骗人们，暂时地达到某种政策目标。但是人们是不会长久受骗的。他们对于政策措施，最初也许无法预料，但很快就会警觉起来，产生合理的预期，从而抵销国家干预的预期效果。

（2）货币与利息率之间的关系

对于货币与利息率二者之间的关系，新古典综合派的看法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货币数量的增加，将会使利息率下降；反之，货币数量减少，将会使利息率上升。

货币主义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在短期内会使利息率下降，长期内将使利息率上升；反之，则相反。他们指出市场（或名义）的利息率是由实际利息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组成的。当货币增长率突然提高时，人们就会把手中过多的货币余额用于购买各种东西，其中包括债券，从而引起债券价格上升，这意味着债券的实际收益下降，即利息率的下降。这就是增加货币数量的最初效果。但随着物价水平的提高，贷款人会要求提高利息率，以补偿其在本金方面所预期的贬值，因而最终将导致利息率上升。

货币主义上述理论的假定前提是中央银行突然地、出乎意料地提高货币增长率。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这种假定是不符合实际决定的货币政策的。他们指出，实际上中央银行总是按照某种连续一致的一种准则来决定货币政策的。由于这种连续一致性，不管中央银行采取哪种准则，人们都会很快掌握它，并依此形成对通货膨胀的预期。这种预期是理性的，当银行按其连续一致的准则提高货币增长率时，立刻形成人们的价格预期，结果是名义利息率立刻随着价格上升，但实际利息率并没有受到影响。理性预期学派由此得出结论：人们的合理预期，使中央银行货币增长率的变动对利息率的影响失去效力，即货币当局只能影响名义变量而不能影响实际变量。由此可见，理性预期学派比货币学派的主张更进一步。他们不仅认为货币量不可能骤然增加，也认为即使暂时的利息率下降也是不存在的。

（3）货币与货币政策的作用

凯恩斯的某些早期追随者认为货币不重要。新古典综合派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很重要”，货币政策能起重要作用，指出中央银行应该“逆对经济风向行事”，就是在经济衰退时，扩大货币数量和降低利息率，在经济过热时，减少货币数量和提高利息率。同时，他们认为财政政策也很重要，也应“逆对经济风向行事”，就是在经济衰退时，扩大政府开支和降低税率，在经济过热时，减少政府开支和提高税率。并主张用收入政策来限制工资和控制物价，以便应付因“工资推动的”或“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最重要”，货币数量是决定物价水平和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惟一因素，货币政策是最有效的政策。但他反对“逆对经济风向行事”，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微调。他认为这样做非但不能稳定经济，反而会加剧经济的不稳定。弗里德曼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固定的货币增长率来扩大货币的数量。此外，可以由市场和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让利息率、失业率、价格水平自由变动来达到经济的稳定。弗里德曼还反对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主张在低水平的财政收支的基础上平衡预算。对于目前的通货膨胀主张用降低货币增长率的办法来应付，并认为由此而提高失业率是必要的代价。他还极力反对用收入政策来控制通货膨胀，认为这样做，不仅不能解决通货膨胀，并且会扼杀价格机制的作用，对合理组织生产和有效地利用资源起破坏作用。

理性预期学派既不赞同新古典综合派所说的，好的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实际生产量，也反对货币主义所说的，坏的货币政策能够造成严重恶果的理论。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货币是个中性的东西，因而对于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没有什么有规则的影响。货币惟一有规则的影响是名义变量，也就是价格。只有在没有预期到的货币数量发生变动时，才能对失业率、生产量和实际收入等实际变量产生短期的影响。他们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反通货膨胀的政策。

（4）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关系

1958年，在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教授根据近100年英国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统计资料，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交替关系的曲线。由于西方经济学家把物价上涨率同货币工资变动率联系起来，并且用物价上涨率来表示通货膨胀率，所以这一曲线通常被用来表示物价上涨率或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在60年代中期，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政府就曾利用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这种交替关系进行需求管理的。

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比过去都在提高，出现了滞胀局面。萨缪尔逊认为，这表明菲利普斯曲线恶化，向右上方推移，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在更高的水平上相互进行消长了，或者说，二者“互换的代价”更大了，这就便政府的决策者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货币主义反对新古典综合派的这种理论。他们根据适应性预期理论指出，菲利普斯曲线即使短期内可以存在，但长期是不存在的。货币主义由此得出结论：不管怎么膨胀通货，从长期来看，利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是不能消灭失业的。这就否定了新古典综合派所认为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长期性，进而指出了国家调节经济以减少失业的政策在长期间是无效的。

理性预期学派对新古典综合派的抨击比货币学派更为坚决和激烈。它依据自己的理性预期理论断言：菲利普斯曲线甚至在短期内也不存在，国家调节经济的措施，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是无效的。这是因为根据理性预期理论，货币当局无法长久地欺骗人们，人们事先对未来都有所估计，从而做了准备，有了预防性措施。如果社会上有失业，人们就估计到政府会采取通货膨胀措施，从而导致实际工资的下跌，于是预先要求提高货币工资，订一个“保险系数”。经过通货膨胀之后，雇主看到实际工资并没有下降，就不会增雇工人，所以，通货膨胀不会使失业率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理性预期，不论政府膨胀通货的次数如何频繁，失业率都不会改变。因此，根据理性预期理论，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任何干预都是根本无效的。

（5）理性预期学派的分析方法

理性预期学派在分析方法上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预期的形成本身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他们主张确立一种经济分析方法，像分析市场行为那样来分析预期的形成；二是把经济活动当事者基于理性预期所可能采取的对策作为研究的对象，认为宏观政策的成功与否不仅决定于政策的制定者一方，还在于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是宏观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充分了解并在制定政策时予以充分考虑的，而在理性预期世界中，政府的需求管理的政策是无效的，因为这一政策没有顾及到企业和消费者方面的理性预期行为的影响；三是坚持新古典的信条。但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不重视预期的作用。理性预期学派认为，人们的经济行为是随时根据信息进行调整的。以充分的信息为根据对未来的经济形势进行理性预期，从而决定了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决策，这是理性预期学派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新的理论贡献。

此外，理性预期学派在分析方法上还有一些重要的特点，例如，它强调经济活动的动态分析，大量应用数学方法，对现代西方经济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 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主张

理性预期学派的宏观经济政策主张主要有以下两个相互有联系的内容。

政府应该放弃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并设法消除货币供应量、政府开支水平这类它所控制的变量的不规则变动。因为，政府的相机抉择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假如是一种有规律的和持续不变的行为方式，那么，合乎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就可以预料到这些政策及其影响，并同时作出反应以抵消所预测到的政策结果。这样，上述政策就不会对经济产生实际的影响。既然采取相机抉择的稳定经济的政策同不采取这种政策相比，不能使产量和就业这些“实际”变量发生变动，所以政府不如放弃施行这类带有规律性的政策，而让市场机制去充分发挥它的自发调节作用，这样反倒能够使整个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政府也应该避免采取那些不规则的政策措施。按照卢卡斯和萨金特等人的看法，尽管这种突如其来的政策会通过使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失误来暂时地产生一定的效果，但因预期失误会增加产量和就业的波动，所以最终反而会导致经济的不稳定。

（2）政府决策者应该从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种灾难选择其一的繁重任务中解放出来，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目标放在防止或减少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上。理性预期论者虽然认为政府的政策不能对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却承认这些政策能够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具有规律性的效果。因此，他们积极主张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卢卡斯认为，政府为了制止通货膨胀，应该制定并公开宣布一些永久不变的规则，如规定一个长期不变的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制定一个平均起来能使预算平衡的概率等。因为这样一来，经济行为主体就不会因为政府政策的频繁干预而产生持续的膨胀性预期，一般物价水平就会趋于稳定。

资料来源：范家骧、高天虹《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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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经济学派

制度学派是20世纪初在美国形成并发展的经济学流派。其各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凡勃伦、康蒙斯、科斯、加尔布雷思、博尔丁、缪达尔科斯等。作为非主流经济学，制度学派在西方经济学界是自成体系独树一帜的。它以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批判者自居，相信经济学将朝着制度主义的方向发展。在分析方法上，它强调制度—结构分析，在政策主张上强调社会结构改革，并自称是“左派”或“社会”改革派。尽管它被西方经济学家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但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1. 制度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制度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是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作为一个学派，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是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的形成时期，或称旧制度经济学时期。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1899年）等著作中，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着重从社会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制度变革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强调制度因素对经济活动的重要作用，反对像边际效用学派那样把个人从特定社会生产关系中抽象出来，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途径，也反对像马歇尔那样用均衡的原则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20世纪30、40年代，是伯利、米恩斯和加尔布雷斯等为代表的从旧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过渡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加尔布雷斯在70、80年代被称为新制度学派，现在被一些学者称为后制度学派，以区别于今天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时期的理论特点还是强调制度分析，但更强调技术的发展对制度乃至整个经济的影响，更加重视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情和提出比较具体的处方。20世纪50年代至今，是以科斯、诺斯、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德姆塞茨、张五常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时期。

新制度经济学的名字是威廉姆森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一系列文章中起的。之所以有一个新字冠在前头，主要是为了和以凡勃伦、康芒斯米切尔为首的老制度学派相区分。作为20世纪一支突起的异军，新制度经济学的源头是大家公认的科斯教授1937年发表的短文《企业的性质》。但这篇文章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到，直到1959、1960年科斯另两篇文章问世之后，他的思想才逐渐被大家重视。80年代以后，制度经济学几成一种理论时尚。科斯因此获得了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2.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及作用。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这一术语，或者理解为社会现象，如家庭，国家，垄断，工会等，或者理解为社会心理，行为动机和思维方式等的表现。制度学派虽然强调制度因素的作用，但他们对制度及其发展原因的解释并不一致，颇具代表性的是凡勃伦的观点。他把制度归结为人们主观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和习惯，认为制度本身就是由“为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的，并用受这种心理和精神支配的一般制度来代替社会经济制度。在他看来，思想和习惯是逐渐形成的，因而制度也有一个历史进化的过程，但制度的本质是不变的，改变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式，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演进，而无突变。新制度学派承袭了凡勃伦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在新制度学派看来，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界客观因素互相制约所形成的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只不过是心理现象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所有这些都是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对象，这使得他们的研究对象超出了传统经济理论的范围，接近于社会学。

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制度经济学无疑吸取了德国新历史学派的一些基本思想，如强调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制度历史进化过程，从人们的心理出发解释社会经济现象，致力描述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表面现象而缺乏对经济现象的理论分析。所以，制度学派被某些人看作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在美国的一个变种。狭义的制度经济学方法，即早期的制度经济学方法或加尔布雷制度经济学的方法包括：第一，进化论，他们强调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进化论的科学，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生物的进化一样，是逐渐的，演进的。作为制度学派的当代继承者，行为主义者温特和纳尔逊用进化论研究了企业行为，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第二，整体论，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把现代经济生活当作一个整体观察时，才能更清楚地了解它。整体论有这样几个特点：它是一种质的分析，而不是单纯量的分析；它所进行的是案例分析和归纳，而不是进行逻辑推理；它试图建立的模型是结构性的，而不是预言性的；它所采用的心理观点是行为主义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

3. 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理论和观点

制度学派从来不是一个严格的、内部观点统一的经济学派别，从它产生那时起，它就是一个众说纷纭、缺乏共同阐明经济规律理论体系的经济学流派。只是由于他们基本上都采用制度分析或结构分析方法来说明社会经济现实及其发展趋向，并都对资本主义现状不满，从而提出要从结构方面来改革的设想或方案，所以才统称为制度学派。

（1）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制度经济学的创始阶段，这一阶段称为早期的制度经济学，或称为旧制度经济学。这一时期可分为三支：

第一支还是以凡勃伦为代表的社会心理学派，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特别是科学技术进步对制度的影响。凡勃伦将“制度”定义为“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然后开始他的“制度导向”的研究。他的主要观点可概括：第一，本能说。在他看来，经济制度是人类利用天然环境以满足自己物资需求所形成的社会习惯，而一切社会习惯又来自于人类的本能，本能树立了人类行为最终的目的，推进了人类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做的种种努力。由于本能是天赋，不变的，因而由本能所决定的制度的本质也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制度的具体形态。第二，进化论。凡勃伦认为制度的进化是逐渐演变的，而不是突变的。第三，否定客观规律。凡勃伦认为制度的演进不但是一个永不结束的过程，而且改变的趋向和进化的将来形态，除了短期外，都是不可能预期的。第四，技术决定论。他认为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有两个主要制度，一个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技术制度，一个是私有财产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制度具体形式是“机器利用”和“企业管理”。机器在工业生产中的作用是现代经济的决定性的因素。第五，“既得利益者”和“不在所有者”论。凡勃伦把19世纪末出现的以控制和减少生产来取得高额利润的垄断组织为“既得利益者”和“不在所有者”，对其进行谴责，但同时凡勃伦认为这些垄断组织为维持经济的繁荣与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凡勃伦还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和目的进行揭露，他的论述和马克思是相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动机和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资产阶级社会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没有任何别的联系。其次，他对资本主义诸如新与旧之间矛盾，指社会发展中的饥饿制度必然同新的社会生活条件发生冲突、资本主义两个特征“工业”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浪费现象、妇女受屈辱压迫的地位作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再次，对资本主义大企业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揭露，他公开把金融巨头称之为“有闲阶级”，把它看作是“一个保守阶级”，是发展现代工业的障碍。

第二支是以康芒斯为代表的社会法律学派，强调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体行动方面起的作用。康芒斯所说的制度，是指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而言，而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他认为，法律制度不仅先于经济制度而存在，并且对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康芒斯所代表的社会法律学派制度经济学有着严密的体系，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稀缺性是冲突的根源，也是合作，同情，公道和私有财产的根据。稀缺性导致人为秩序即集体行动。第二，由于稀缺性，所以人们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康芒斯认为应该从冲突中产生秩序。在他看来，在秩序中可以继续存在冲突，而且不仅存在互相冲突，还存在互相依存。他把冲突和依存归结为基本的社会关系，这只有在集体行动所产生的秩序中才能共存。第三，交易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在康芒斯看来，冲突，依存和秩序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而这三者只有在“交易”的公式中才会结合。康芒斯把“交易”定义为一种合法控制权的转移单位。因此所有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他认为买卖交易的一般原则是稀缺性，而管理交易的一般原则却是效率。第四，无形资产的合理价值。康芒斯认为无形资产的概念，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和习惯法中的合理价值概念，它只有在交易中才会出现。

第三支是以米契尔为代表的经验统计学派，他们认为经济理论的研究是次要的，不应该先有理论，在用它来整理事实材料，而应当先对事实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得到结论。米契尔在研究经济周期时，依据统计资料，指出经济过程中每一个阶段都产生着下一个阶段，即繁荣导致衰退，衰退又导致繁荣，资本主义经济正是这样波浪式前进的。他的经济周期理论可以概括为：首先，他将凡勃伦对于工业领导人的区分，变成制造财富与挣钱之分，并以此作为他经济周期理论的出发点。其次，他论证了经济周期各阶段必然连续过程。他还认为货币经济中的产生由现实的和预期的利润决定，而利润又与成本、价格及其他因素相关，对这些关系的调整，经常会出现失误，于是形成周期的波动。再次，米契尔选出了一些特殊因素，如货币因素，气候的周期变动，储蓄过多，消费不足，投资过多或不足等，作为解释经济周期的先验依据，进行资料收集和统计检验。

（2）加尔布雷思等人的主要理论

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家，继承了凡勃伦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派的传统。加尔布雷思的理论主要有：

“抗衡力量”的概念。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虽然资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大公司手中里，消除了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但并不因此而导致垄断，因为正是这一集中过程引起了对立的中和的抗衡的力量――工会，合作社，买方或卖方的大公司和新出现的资本主义联合会。加尔布雷思认为抗衡力量就是以上三种。他认为在劳动市场上，垄断组织是强大的买者，而工人则是弱小的卖者，由于工人长期遭受垄断组织的损害，促使他们起来组织工会，并发展成抗衡力量。而合作社组织，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是小商品生产者可以建立的，并与垄断组织抗衡的一种力量。在消费品销售市场上，消费者虽然自己并不是组织抗衡的一种力量，但他们哀求零售商为消费者的利益而组织和发展抗衡力量。

“丰裕社会”理论。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丰裕社会”是指“全民福利国家”。其主要内容，一是收入均等化。贫富悬殊现象的消除，是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或内容。二是社会福利，这是“丰裕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标志。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险、失业保险、卫生保健、家庭补助、养老金以及住房建筑、教育、文化等社会服务和措施。三是充分就业，这是“丰裕社会”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加尔布雷思只承认短期失业或结构性失业。四是经济安全，加尔布雷思认为，在“丰裕社会”里，一切太平，经济不安全已经消除了。

“新工业国”概念。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在美国，几百家大公司，几乎提供商品和劳务的一半。这些大公司组成“工业社会”或“工业体系”，决定着现代美国社会经济的性质。在他看来，美国社会已经发生如下变化：一是权力从资本家手里转到“专家组合”手里；二是企业目标也发生改变，主要目的是企业稳定，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三是“生产者主权”代替“消费者主权”；四是工业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公司追求稳定，有充裕的资本，因此银行的作用缩小；五是“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理论，在加尔布雷思看来，经济演进的整个过程和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都是由技术发展决定的。

“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而且这种趋同是“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性结果”。他的新社会主义是以“二元系统”理论为基础的，二元即“计划系统”和“市场系统”。另外，他的新社会主义还研究了国家总需求，教育与培训职工，控制工资与价格和信念解放等问题。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还有格鲁奇，他从经济制度的结构、职能、成就、问题和前景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比较和分析，形成了他关于比较经济制度的理论。他认为经济制度的结构是由它的组成部分或组成职能组织如住户，工业企业，农场等。从广义来说，经济制度的结构，可分为公有和私有两部分。东西方经济结构的差别在于所有制。而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制度职能方面提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他还分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和成就，即资本主义制度，民主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发达国家。他还认为现实的经济制度可能趋同，但同时他也看到这种现象会受思想、政治和文化因素的限制。格鲁奇不仅是一个比较经济学家，还是一个新制度主义者。他用演进的、动态的观点补充和发展了传统的静态发展均衡观：他还指出这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文化制度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格鲁奇提出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特别重视国民经济计划。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是制度经济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制度经济学包括：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脱离规范经济学的批评以及主流经济学太抽象和数学方法的大量运用的批评；缪尔达尔认为经济学存在将市场的职能加以神化，不注意利益冲突，反对国家干预，不承认国际贸易的不平等，注意均衡的概念的五种偏见；缪尔达尔提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原理，还有发展经济学学说及社会改革论。

（3）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运用交易费用概念研究制度演变问题的制度经济学。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是，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对人的行为和经济绩效的影响。这种试图说明“制度安排至关重要”的理论体系现在被广泛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从批判新古典理论的非现实性出发，将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被视为给定的或忽视的东西——制度，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来探讨制度安排和权利配置对人们行为和经济结果的影响，把现实制度下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和行为选择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分析，不仅说明了不同制度安排下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行为过程，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

尽管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和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都是从制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社会的演进及制度的变迁，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前者希望从现实制度所赋予的约束条件角度出发来研究人的行为，使“经济学”成为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它提出经济发展理论的第四大支柱——制度，并把制度（包括正式的规则和非正式的规则）纳入新古典模型的框架，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经济行为，经济活动的约束条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有：

交易成本理论。科斯认为市场交易成本包括发现和通知交易者的费用、谈判费用、签定合同费用以及保证合同条件的履行而进行的必要的检查的费用。交易成本是运行机制的成本，它使资源配置的效率降低。他还认为交易活动是稀缺性的，可计量的，可比较的，因此，企业可以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在科斯看来，只要界定了合法权利（产权），即界定外在效应的生产者有没有损害别人，造成负外部效应的权利，双方当事人就可以进行协商、交易，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是科斯定理的实质。

产权理论。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使用的权利。它是一种工具，能使一个人形成他与别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实际上能界定人们如何受损或如何受益。产权是一组权利，根据人们对财产权利的完整性或残缺性，可以把产权形式分为私有财产，共有财产以及国有财产。

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创新理论者诺斯将其归结为：重视制度需求所带来的制度创新，而基本上忽略了对制度供给的分析；认为在经济增长中，制度是决定性因素；只有在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时，制度创新活动才能发生。诺斯的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有：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有相似性；促成制度创新主要包括某些成本不随交易额的增加而同比例地增加；生产技术的影响；社会集团看法的修正。诺斯等人还分析了制度创新的过程，认为制度过程实质就是从制度均衡到制度创新，再从制度均衡，又再回到制度创新的过程。同时，他们提出制度创新可以在由个人创新，或者个人之间自愿组成的合作团体来创新，或者由政府机关来创新的三级水平上进行。他们根据比较三级制度创新得出：在美国，各行各业都呈现这一趋势，即由政府机构进行的制度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整个经济越来越走向“混合经济”。

注：一种划分方法是将凡勃伦称为旧制度经济学，将加尔布雷思称为后制度经济学，将科斯称为新制度经济学。

资料来源：西方经济学学习网站：http://x-mwe.nease.net/jjxl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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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学派的先驱者是芒德尔，主要代表人物是拉弗、万尼斯基等。

1. 供给学派的产生与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占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统治地位，凯恩斯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现实，论证需求不足产生经济危机和失业，政府要采取措施刺激需求，才能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和稳定，从而推翻了“新古典学派”的供给能够产生其自身的需求、市场自行调节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的论点。西方国家普遍依据凯恩斯的理论制订政策，对经济进行需求管理，取得一定效果。于是凯恩斯主义盛极一时。但是，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生产呆滞、失业严重，同时物价持续上涨的“滞胀”局面，于是西方经济学界纷纷向凯恩斯主义提出挑战，并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

供给学派认为，生产（供给）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该学派的先驱者芒德尔（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在70年代初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芒德尔的论点引起拉弗和万尼斯基的注意和赞赏。拉弗进一步研究并发展了芒德尔的论点。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员J.F.肯普也很重视芒德尔的主张。他任用P.C.罗伯茨为他拟定减税提案，聘请N.B.图尔进行减税效果的计量研究。

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肯普也在国会内外竭力鼓吹减税能够促进经济增长。1977年肯普与参议员W.V.罗斯联名提出三年内降低个人所得税30％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未经国会通过，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罗伯茨的论文《凯恩斯模型的破产》（1978）和图尔的文章《税制变动的经济效果：新古典学派的分析》（1980），提出在税制的经济效果问题上同凯恩斯主义对立的论点。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1978）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G.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1981）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

供给学派在美国兴起后，英国、联邦德国等也出现了一些追随者。不过，西欧国家的供给学派虽然赞同美国供给学派的基本观点，但没有强调大规模减税。

2. 供给学派的主要论点和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还没有建立其理论和政策体系，只是学派的倡导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机制、产生“滞胀”的原因及政策主张有些共同的看法。

（1）恢复“萨伊定律”，强调“供给第一”

供给学派是以重视供给分析为标榜的。所谓供给，也就是指生产，所以供给学派又被称为生产学派。但供给学派主张增加的供给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听任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条件下的供给的增加。

在供给学派看来，凯恩斯的“需求会自行创造供给”的观点是错误的，凯恩斯所主张“需求管理政策”是造成“滞胀”的根源。这是因为，需求增大不一定造成实际产量增长，很可能只是单纯增加货币量，引起物价上涨，储蓄率下降，这又必然引起利息率上升，影响投资的增长和设备更新，技术变革的延缓。只要需求的扩大超过实际生产的增长，通货膨胀就不可避免，而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必然出现停滞或下降，从而造成滞胀的局面。

因此，供给学派认为凯恩斯把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归结为刺激需求，这是根本错误的。相反，促进经济增长的着眼点，应是刺激国民收入核算方程式中的生产（供给）方面，强调“供给第一”，因而他们提出要回到“萨伊定律”那里去。在他们看来，萨伊定律即“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是真理。萨伊定律之所以正确，是因为供给是需求的惟一可靠的源泉，没有供给就没有需求，没有出售产品的收入，也就没有可以用来购买商品的支出。只要依据萨伊定律，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发症就会自然趋于消失。供给学派论述道：由于供给自行创造需求，所以只要国家不干预私人经济活动，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产品就不会过剩，失业就不会存在。至于通货膨胀，那是由于投资大于储蓄造成的。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下，利息率的升降会使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从而抑制对资本品的过度需求。现在由于政府采取了人为地刺激需求，干预利息率的变化，干预私人经济活动，导致储蓄与投资不能相适应。所以，只要依据萨伊定律去做，制定一系列的“供给管理政策”来刺激储蓄，储蓄自动转化为投资，投资增加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生产量，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样，一个没有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均衡就会出现。这个学派之所以称为供给学派，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和凯恩斯相对立的，着眼于供给的观点。供给学派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也都是以这一理论观点为依据的。拉弗指出，萨伊定律不仅概括了古典学派的理论，而且确认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惟一源泉。因此，政府不应当刺激需求，而应当刺激供给。

（2）降低税率能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以后，进而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在生产要素中资本至关紧要。资本积累决定着生产增长速度，应当鼓励储蓄和投资。

供给学派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都是为了谋取报酬或利润。因此，对报酬和利润的刺激会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实际工资的刺激将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对储蓄和投资报酬的刺激会影响资本的供给和利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能够使生产要素供需达到均衡和有效利用。应当消除不利于生产要素供给和利用的因素。在供给学派看来，刺激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因素主要是政府征税、规章条例、政府支出、货币措施等，其中征税是最重要因素。因为经济主体进行活动的最终诱因是获得报酬或利润，但最关心的并非报酬或利润总额，而是除去各种纳税和由于政府限制所造成的费用以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因此，税率即计算课税对象对每一单位应征税额比率的高低，特别是边际税率，也就是对工资、利润、利息、租金等增加部分所征税率的高低，更是个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是因为经济主体考虑是否增加活动，主要是看增加活动所增加的净收入是否合算来决定的。

供给学派猛烈抨击凯恩斯主义的高税率财政政策，特别是攻击累进税率的高税率，认为这严重挫伤企业经营积极性，使储蓄减少，利息率上升。而高利率必然使投资萎缩，导致生产增长缓慢，削弱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造成国际收支赤字扩大，加剧通货膨胀。高利率是美国滞胀病的根源。

为了使美国经济从困境中挣脱出来，供给学派认为应对美国经济机制作出正确的分析。当前美国根本问题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原因则是储蓄不足引起投资不足，储蓄与投资不足又是由于高利率造成的。只有大幅度减税以增加个人收入和企业利润，促进储蓄和投资，刺激工作与经营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为市场生产的商品量。

减税所以能增加供给，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拉弗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其论点大致如下：每个人的时间可以进行两种选择，既可以用于市场就业，生产市场商品，得到市场工资，然后用工资来购买其他人生产的市场商品；又可以用于非市场就业，例如自己修理自己的汽车，或者以闲暇消磨时间，这种就业得不到工资，而其产品则为生产者直接消费。问题在于个人或资本家如何在市场生产或非市场生产（以及闲暇）之间分配他的劳动时间。拉弗用“经济人”的概念和边际分析方法来说明这个问题。假定个人追求的是最大效用，因此，必然要使分配在两种活动中的时间所产生的边际价值相等。也就是说，个人从用于市场劳动产品最后一分钟所得到的收入中获得的满足，要等于用于非市场活动的最后一分钟所产生的满足，这种满足就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如果两边的边际价值不相等，他就要把更多的时间分配到有着较高边际价值的劳动活动中去，以增加自己的满足程度。当个人将他的时间分配得使其在以上两种活动中的边际价值都相等时，鼓励因素的任何变化都可能突然使两种活动中的一种变得更加有价值，从而影响市场就业量和市场商品量。鼓励因素中拉弗强调的是税率的变动所产生的影响。

如果提高边际效率，个人总收入每增加l美元，可支配的收入反而下降，如个人所得税从20％上升到25％，那么工人拿回家中的工资将由80美分降到25美分，市场生产的相对边际价值下降，因此个人愿意以更多的时间用于非市场生产。所以，边际税率提高所产生的影响是发生减少市场生产的替代效应，并由于非市场生产不用纳税，这项活动的增加，减少了政府可课税的基础，收税反而下降。如果既考虑劳动因素，又考虑资本因素，那么降低边际税率可以在三方面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一，更多的劳动或资本进入市场，扩大产量，因而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二，当边际所得税率提高时，资本从像公司债券这样的传统较高税率的市场转向于免税或低税的地方政府公债。相反，削减边际税率，在市场上运转的资本为赚取更高的利润就会从低税的活动转入传统较高税率的活动，不需变动产量就能扩大可课税基础。第三，边际税率越高，挣得的最后1美元的租税负担越重，就越加促使个人或资本家聘请会计师或律师设法对边际收入进行逃税，而削减税率就能减少这些人的逃税行为。拉菲尔甚至断言税率的削减可以使税收增加100％，一般估计可以弥补减税成本的40—70％。

拉弗还把税率和税收的函数关系制定出模型，画在直角坐标图上，表现为一条山丘形的曲线，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界著名的“拉弗曲线”。

图中x轴表示税率，y轴表示税收。当税率为零时，税收亦为零。随着税率升高，税收逐渐增加。税率升至，税收最大，为最优税率。税率超过，由于高税率阻碍经济主体经营活动，使税收基础缩小，税收因而减少。税率升至100％，税收将因无人愿意从事经济活动而降为零。拉弗称之为税制的“禁区”。

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能促进生产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坚信美国税制已进入禁区，并且宣扬正是高税率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热情，阻碍了个人和企业储蓄与投资，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生产呆滞，出现商品供给不足、物价上涨。这时再加上人为地扩大需求，通货膨胀势必加剧。通货膨胀又使储蓄和投资进一步萎缩，生产更加呆滞；还使纳税人升进高税率等级，而实际收入并未增加，纳税负担因而更重。

因此，供给学派竭力主张大幅度减税，特别鼓吹降低边际税率的作用。他们认为减税能刺激人们多做工作，更能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从而大大促进经济增长，并可抑制通货膨胀。他们还宣称，减税后政府税收不致减少，还会增多。即使出现财政赤字，对经济也无关紧要。经济增长后，赤字自然缩小和消失。供给学派减税主张的特点是首先减少所得税，而且是边际税率。因为他们认为富人的储蓄能力比穷人大得多，多减富人纳税就多增加储蓄。其次是主张取消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税率的差别，着重减免资本收益税来鼓励资本、房地产投资。拉弗甚至提出废止课征公司利润税。此外，要大幅度降低税率，至少要像《肯普一罗斯减税法案》那样3年内降低个人所得说率30％。

供给学派认为，减税不仅不会加剧通货膨胀，而且即使存在着“货币充斥而商品匮乏”的通货膨胀也会自然消失。这是因为减税能刺激储蓄，增加投资，从而刺激供给，促进经济增长，增加总产量。供给学派还认为，减税与“收入均等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彼此促进的关系。因为通过减税不仅可以增加产量，扩大就业，还可以使劳动者的工作热情增加，即愿意增加劳动的供给，这就会提高穷人的生活水平。因此，减税可以使富人更富，但也同样能使穷人增加收入，所以减税无碍于收入均等化。供给学派虽然承认减税刺激经济活动，促进生产增长的作用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发挥出来，即存在“时差”，但是坚信“时差”不会很长。一旦经济活动扩大后，政府增加的税收将超过减税开始时缩减的税收。而且认为减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些影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也有些影响是迅速和直接的，如降低税率可使商品和劳务成本可能很快减少，从而增加企业的盈利。同时，因人们愿意工作而迅速增加收入，使储蓄很快增加。这样，减税将会较快地使经济获得某种新的活力，而不必等待一段时间之后才收到减税的好处。

总之，供给学派认为持久地降低税率，能刺激人们储蓄，提高储蓄率，从而增加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从长期来考察，由于商品和劳务的增加，将会开辟新的税源，使税收总额随总产量的增加而增加，财政将会保持收支平衡，一切经济活动都将正常地、顺利地进行，所以减税政策就是长期地经济稳定政策。

1987年，美国开始实施号称“第二次美国革命”的《一九八六年税制改革法案》，就是供给学派减税政策主张的最大实践。其特点是大幅度降低税率，个人最高税率从过去的50％减低到28％，档次由14级（从11％到50％不等）简化为2级，即28％和15％。公司和企业最高税率从过去的46%降低到31％。同时，为了避免所谓合法的“偷税漏税”，减少或取消了许多减税优惠。这次税制改革，也把里根保守主义经济信条的实践推向一个高潮，它使美国的经济结构以至消费、储蓄、借贷、投资行为模式为之改观，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冲击。

（3）反对国家干预，主张市场调节

供给学派非常重视“企业家精神”在发展生产中的作用，把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让企业自由地进行经营，生产能够收到最佳效果。政府给予过多的、不适当的管理限制，则会阻碍企业经营的创造性，影响生产增长。

供给学派认为，战后美国政府制定的许多关于价格、工资、雇用、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商品检验、贸易及证券交易等法令条例和规章制度，首先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商品的成本。其次，企业为了应付许多非生产支出，就不得不压缩发展研究支出和更新设备的投资，从而造成生产率增长缓慢，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严重下降，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大。因此，供给学派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主张放宽或取消这些限制，恢复企业自由经营，以激发生产经营的积极性。甚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减税对企业家的经营积极性的刺激作用，只有在消除这些限制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出来。

供给学派反对国家调节，认为价格管理、失业救济、规定最低工资水平等，是在危机时期工资与物价也坚持不降的原因。而且这些国家调节经济措施，也使工人对失业抱无所谓态度，劳动热情不高，国民经济发展得不到自由竞争的调节，“滞胀”病症也得不到治理。因此，他们主张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自行调节作用，让就业率、利息率、劳动工资率，随经济的变化而变动，这样，储蓄、投资、物价等也可以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得到调节，而趋于增长期均衡。

（4）削减政府开支，主张财政平衡

供给学派认为，大幅度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减少，因此，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所以，供给学派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支出中的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社会福利开

供给学派指责说，战后美国政府的所谓“转移性支付项目”，如食品券、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子女扶养津贴、劳动保险等等，这是为了把美国标榜为“福利国家”的—种装饰，实际上弊病无穷，不仅对生产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而且早巳进入效果递减的境界。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尽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举办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多余的福利项目。

（5）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恢复金本位制

在货币理沦问题上，供给学派与货币学派的论点基本相同。两者都认为物价变动纯粹是货币现象，货币数量超过经济活动的需要导致了物价上涨，因而他们都主张实施限制性货币政策，并认为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在如何实施这一政策上，供给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罗伯茨等人主张实行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相同的政策，即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之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认为只要把货币年增长率控制在4—6％范围内，就不致超过经济活动的需要而引起物价上涨。而拉弗、万尼斯基等人则提出必须恢复金本位制，才能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因此可以说他们所信奉的货币主义已不同于正统的货币主义，而是另树一帜的货币主义了。

3. 供给学派的影响

供给学派尽管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对西方经济理论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1）从强调需求转向结合供给。

近来西方经济学界研究宏观经济、制定模型，普遍从只考虑需求转向结合供给。即使一些学者对供给学派的论点持有异议，但也承认过去完全忽视经济的供给方面是不恰当的。

（2）从提倡政府干预转向注意市场机制。

货币学派及其他保守主义流派虽然早已提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宣扬市场自行调节，但只是在供给学派分析政府政策阻碍经济增长，政府管理经济的法律条例给企业造成巨大负担以后，西方经济学界才普遍注意发挥市场机制，缩小政府经济职能。

（3）从赞赏收入平均转向讲究生产效率。

西方多数经济学者并不同意供给学派关于累进税制和社会福利计划导致经济出现“滞胀”的论点，但是近来有些学者从过去极力赞同收入再分配的观点转向讲究生产效率。

在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方面，1981年里根提出的“经济复兴计划”开头就声明，他的计划与过去美国政府以需求学派为指导思想的政策彻底决裂，改以供给学派理论为依据。计划包括：大量削减联邦政府社会支出；降低个人所得税率、资本收益税率，实行企业固定资本加速折旧和投资纳税优惠；放宽对经济的管理；协同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政策。这一计划主要根据供给学派的论点和主张，但也掺杂了货币主义及其他保守主义流派的观点。因此，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里根经济学”。计划很快得到了国会批准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支持。1985年里根总统在第二任期开始时宣称，他将继续实施并扩大原订计划。

但是，美国经济并没有像计划所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大部分目标也未能实现。计划实施后不久美国经济就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1983年经济复苏后增长虽快，1984年下半年却又趋呆滞，失业率曾高达10.7％，复苏后仍一直在7％以上。虽然通货膨胀率下降较多，但利率下降幅度不大。特别是联邦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1983和1984年财政年度均达近2000亿美元。巨额赤字导致高利率和美元高汇价，又使对外贸易连年出现创纪录赤字，1984年高达1000多亿美元。所以90年代以后供给经济学的鼓吹者和追随者已经日趋减少。

资料来源：范家骧、高天虹《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图片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