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或称资产阶级经济学。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它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和演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早确立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德国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得到迅速的发展。

近代西方经济学说史是考察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而重点是论述英法二国以及后来的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经济学说。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经济学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方面主要是论述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即奴隶主庄园或封建主庄园的经营管理；按照希腊文经济学的含义就是家庭管理。由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经济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因而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特别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的杰出的思想家在这方面还提出过一些天才的创见。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的出发点。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能、也不可能形成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学科。

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早进行理论探讨的是重商主义者。重商主义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晚期，即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西欧，大体是15世纪至20世纪。这个时期，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市手工业逐渐扩大，与封建自然经济相对立的商业资本的作用日益加强。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地理大发现又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迫使生产者脱离生产资料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资金和劳动力，并扩展了国内市场。在资本主义关系己在封建社会内部产生的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商业资本，对于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勃兴，起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而作为这个特定时期的、起着重大作用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就产生了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

由于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所取代，重商主义所考察的对象已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为了同以往的只涉及家庭管理的所谓“经济学”区别开来

，重商主义者把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称为“政治经济学”。正是从重商主义开始，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被推进到一个新的领域。就这个意义说，可以认为最早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是重商主义者，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重商主义者只不过描绘了这个新领域的表面现象。

重商主义研究的封建社会晚期的商业资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资本。它不是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态，相反，它还以发料加工或包买制度等方式控制着工业，成为凌驾于工业资本之上的、具有压倒一切影响的资本形态。作为这种商业资本意识形态的重商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探讨，只能局限在流通领域，从而是从表面现象出发，只抓住了事物的假象，如马克思所说，还不是“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资产阶级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当产业资本凌驾于商业资本之上、资本主义积累取代了原始积累的时候，从而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它的产生，在英国，以威廉·配第为起点，而以亚当·斯密为标志；在法国，以布阿吉尔贝尔为起点，而以重农学派为标志。如果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构成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那么，重商主义则构成政治经济学史的前史。为标志。如果说，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构成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那么，重商主义则构成政治经济学史的前史。

二、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经济学说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大约一百年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形成的时期。恩格斯指出：“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

取代重商主义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被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其特征是“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在资本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关系具有拜物教的性质，生产中的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所承担的社会关系表现为这些物本身的属性。古典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及其最终成果在于，他们把“利息归结为利润的一部分，把地租归结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使这二者在剩余价值中合在一起；此外，把流通过程当作单纯的形态变化来说明；最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把商品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归结为劳动”。这样，他们就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经济关系的异化的表面形式，从事物的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找到了这些经济现象的内在统一性。处于反封建时期的新兴产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大多是沿着这个方向推进着经济学科的发展；这些经济学家就构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古典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古典学派占居统治地位的时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30年代。

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和重商主义的衰落，是以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而占居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开始确立为基本前提的。在欧洲各国，最先并较为彻底地实现这一变革的是英国，稍晚则是法国。因而，古典学派产生和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大多集中在英国，主要是配第及其一大批后继者，而在法国，在重农学派以前，则以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

1640一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取得政权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不到一百年内，极大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配第时代，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在英国还占优势，进入18世纪，随着规模更加巨大的“圈地运动”，自耕农被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农业得到迅猛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国内外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特别是纺织工业有很大发展，英国逐渐成为工业国。为了扩展对外贸易，在17世纪中叶，英国连续发动对外战争，并侵占爱尔兰。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不仅夺得海上霸权，而且成了最大的殖民帝国。

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英国。在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封建的生产关系还占居统治地位。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以及推行损害农民利益的柯尔培尔主义，使最主要的农业生产部门日趋调敝。农业的衰落和农民的破产，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处于危机的边缘。以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起而批判国家财政经济政策，试图寻求出路。他们提出“自然秩序”的观念，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否认依靠工商业而积累货币的政策，强调财富的源泉是生产领域，而不是流通领域。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法国古典经济学具有不同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若干特点，它不是逐渐脱离重商主义，而是从一开始就与重商主义彻底决裂；它看重财富的自然状态，即使用价值，以致往往缺乏正确的价值概念，它重视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小资产阶级色彩。

三、18世纪下半叶的经济学说

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二三十年间，是以魁奈为首的重农主义者从事经济理论活动的时期，也是古典经济学的划时代的著作《国富论》问世的时期。这是一个酝酿着大变革的年代。在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在英国，则是产业革命的前夜。

恩格斯曾经指出：“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18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在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时期，以水力来带动机械的生产还只出现在极个别的棉纱工厂中，刚发明的单动式蒸汽机还不能用于生产。当时整个工业仍然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大量存在，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则是体现在工场手工业中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不过，工场内部分工已有很大发展，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机器大工业依以出现的技术条件正在形成。同时，农村中的自耕农己全部为租地农场主所取代，国内外贸易也有很大发展。这时的英国城市人口己占居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已经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然而，掌握政权的封建大地主和金融资产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仍然推行旧的税收制度、行会制度、货币制度以及对外贸易中重商主义的保护关税政策等，阻碍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而这一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斗争还处于主导地位。

“在这场斗争中，亚当•斯密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他在总结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观念，并彻底清算了过时的经济观念和经济政策。

《国富论》不仅为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思想观念上障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政策。

在魁奈时期的法国却远远落后于英国。政治上是封建的专制制度。经济上，虽然工业中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有较大发展，工场手工业已有一定规模。但是，在农业方面，除了北部地区有 资本主义农业经营外，基本上仍然是封建性的农业，绝大多数农民还处于半农奴的封建依附状态。法国的工商业是靠牺牲农民而发展起来的，而农业的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又反过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魁奈所面临的问题，与斯密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很大的差异。他的首要任务是要使社会的注意力转向农业方面去，是要在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意义和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所以，魁奈所创立的是重农主义的理论体系。

与斯密的理论体系相比，重农主义并没有在实践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们两者都标志着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形成，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们提出“自然秩序”的观念，认为存在着不以人和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并把研究这一规律作为经济科学的任务；第二，它们以等价交换或等量劳动相交换的理论，否定了流通是财富源泉的重商主义观念，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转入了生产领域，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第三，它们不再是从具有若干规定性的总体开始，在研究具体问题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是从抽象的一般关系开始，并提出了组成为总体的政治经济学的各个范畴，展开了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过程；第四，它们在微观分析（价值、“纯产品”或利润等等）的基础上，研究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及其机制，提出并论证了经济自由主义观念，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在相当长时期内所推行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毫无疑问，不管是魁奈还是斯密，对于上述这些问题，并没有作出科学而完整的论述。但是，在资产阶级眼界的限度内，他们终究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是配第、布阿吉尔贝尔以来经济思想的总结和提高，同时又在新的高度上，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

四、19世纪初期的经济学说

如果说亚当•斯密代表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继之而起的阶段则是以一批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为代表，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的李嘉图和法国的西斯蒙第；也有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的马尔萨斯和法国的萨伊。这批人都出生在18世纪60至70年代间，而其主要的经济学著作大都发表在19世纪初20年间。此外，空想社会主义最著名的代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也是活跃在这段时期。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以产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的大变革所决定的。

产业革命和法国革命，对当时英法两国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代表人物的经济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英国产业革命加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的矛盾，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工业资产阶级与掌权的土地贵族的矛盾。因此，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李嘉图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条件时，能够毫无顾虑地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中，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进入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充分发展，又使他对资本主义内部联系的探讨有可能超过他的前辈，从而成为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马尔萨斯则从维护资产阶级化了的土地贵族的利益出发，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条件，作了完全不同于李嘉图的说明。由于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劳动人民中引起的巨大反映，使他在为地租剥削辩护的同时，又极力掩盖利润的来源，把劳动人民的贫困归结为“人口过剩”，这就决定了他的经济学说的庸俗性质。

法国当时最突出的矛盾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制度的矛盾。但是，在反封建斗争中，劳动人民的彻底战斗精神给资产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这种情况下，法国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自然不会是反映阶级对立的李嘉图学说，而是要求另外一种经济学，它既能为法国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作论证，又可以把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切矛盾掩盖起来，萨伊所创立的庸俗理论正是这样的经济学。法国处于产业革命前夜，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大量存在，但是，产业革命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英国己充分暴露出来。因此，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西斯蒙第理论的实质，必然是把小生产理想化，并把它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

法国革命的后果和资本主义在英国发展的现实，宣告了资产阶级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王国”的破产。处在形成过程中的无产阶级要求改造社会的愿望，反映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中。

英法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不能不反映到两国的经济理论中。就价值理论来说，在英国，由于产业革命扫除了一切旧经济形式，商品经济得到高度发展，价值规律发生广泛作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丧失了特定意义，因而英国的经济学家看重的是交换价值，并把它归结为劳动一般或生产费用。而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自然经济的一切残余还有很大影响，还实行比较不发达的交换，因而法国和大陆的经济学家往往难于把价值和它的物质担当者严格区别开来，以致认为价值是由物的效用或对物的供求状况所决定。

就理论渊源来看，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管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都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这不仅是因为这部博大的著作创立了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更主要的是由于它全面探讨的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也是当时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不过，由于他们各自的立场不同，或者所处的社会的发展水平不同，他们对于斯密遗产的评价和利用，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途径和前景的看法，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亚当•斯密把国民财富的增长归结为分工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当资本主义生产进入机器大工业阶段以后，工场内部的分工已丧失其重要意义，因此，在李嘉图著作中，资本积累被看作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源泉，资本积累也就是利润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率，从而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也就取决于利润率。李嘉图把国民生产总值在三个阶级之间的分配当作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正是要揭示利润率变化的规律。李嘉图坚持并发展了斯密研究资本主义内部联系的科学方法，把劳动价值论作为考察资本主义各个经济范畴的基础，揭示了工资和利润、地租与利润之间的对立性，揭示了利润率下降趋势，从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局限性问题。在经济政策上，李嘉图同样继承了斯密的基本思想，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

处于反封建时期的萨伊，同样主张自由贸易，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与李嘉图不同的是，他把价值混同于使用价值，以技术进步对生产的重大作用来否定劳动价值论，并利用斯密的三种收入构成价值的错误观点，宣称工资、利润和地租有其各自的来源，三者间和谐一致，不存在利益上的对立。

萨伊在理论上的“贡献”在于，他依据古典经济学把货币仅仅理解为交换媒介的错误，把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还原为买同时卖的物物交换，作出了生产本身创造消费，或者说，供给本身创造需求的结论。这个结论，不仅为自由贸易作了理论前提。而且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源泉的命题提供了理论前提。既然供给本身创造需求，那么，不管资本以多大规模积累，从而不管生产以多大规模增长，都不会遇到产品销售的困难，都不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萨伊的这个理论，为李嘉图以及后来的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接受，被称为“萨伊定律”，他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经济政策的确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此相反，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则认为，资本的积累，生产的扩大，会受到消费不足的限制，或者说，受到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因此，只有在一定条件下，资本积累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否则，就会导致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但由于两人的立场不同，他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条件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西斯蒙第指出，生产的扩大和劳动人民日益贫困所产生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 义生产的必然产物，他认为只有在由小生产组成的社会中，生产和消费才会平衡。由于生产要靠节制消费才能扩大，因此经济只应缓慢的增长。西斯蒙第反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要求全面干预经济，延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马尔萨斯吸取了西斯蒙第的思想，但以与他的立场相适应的理论来加以论证。他歪曲了斯密关于价值由购买到的劳动决定的的观点，把利润归结为“让渡利润”，并由此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据他说，工人阶级的工资和资产阶级的利润不足以实现年产品的全部价值，需求小于供给的这个矛盾，只有靠只求不供，即只消费不生产的地主阶级及其仆从的存在，才能解决。如果说西斯蒙第把小生产的存在作为经济增长的条件，那么，马尔萨斯则是把地主阶级的存在作为经济增长的条件。马尔萨斯不同于西斯蒙第之处还在于，为了替地主阶级的寄生消费提供更为广阔的物质基础，他希望资本主义经济能得到迅速的发展。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提出了刺激总需求以适应供给的思想，它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思想来源。

五、19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经济学说

1830年法国的七月革命和1832年英国的议会改革，使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相继掌握政权，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轻工业以及冶炼、机器制造、铁路运输等都有了迅速发展。在农村，村社耕地都变成了大地主的私产，租佃农场主完全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占据议会多数的工业资产阶级，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实施自由贸易纲领。1848年的法令，降低了粮食和原料的进口税率，取消了阻碍输入殖民地货物的航海条例，工业资产阶级因此而获得巨大利益。英国资产阶级在世界各地扩展自己的势力。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成为拥有200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的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强国。1830年以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取得巨大的成就。产业革命首先在轻工业中展开，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铁路线已超过三千公里。但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远远落后于英国。如马克思所说，“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对手比起来都是小资产者”；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经济，1846年农村居民还占总人口的75.5％。马克思在对比当时英法二国的情况时写道：“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农业。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在法国的资产阶级中，只有那些具有竞争力的行业的工厂主，如酿酒业者老板，才要求自由贸易。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胜利，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朗化和尖锐化。1831年和1834年里昂工人的起义，标志着工人运动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的开端，成为法国阶级斗争发展中的转折点。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1848年的6月起义中得到了高度的表现，起义工人提出了成立“民主的社会的共和国”的独立要求。英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集中表现为在30年代兴起而在40年代达到高潮的宪章运动。1842年在宪章请愿书上签名的达到330万人。“宪章派全国协会”已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型，这一切表明，英法两国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于历史舞台。

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壮大，促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促进了新的社会学说的产生。在法国，1830年以后，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学派曾活跃过一段时期；40年代，在工人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有以路易•勃朗和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卡贝、德萨米所宣扬的共产主义。在英国，除了欧文主义者以外，早在20年代就相继出现了一批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利用李嘉图从劳动价值论出发揭示阶级对立的理论来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随着反映无产阶级愿望的新思潮的突起，李嘉图理论被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视为危险的学说，马尔萨斯主义者卡泽诺夫就曾明确指出：“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看来是一个错误而又危险的学说，因为它不幸给予某些人以口实，他们主张一切财产属于工人阶级，而其他人所获得的部分是对工人的掠夺和欺诈”。

在这种现实阶级斗争和理论斗争相互呼应、交织进行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开始解体，并丧失了自己在经济学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1820一1830年间，在英国展开了一场拥护和反对李嘉图学说的理论斗争。马尔萨斯及其门徒抓住了李嘉图不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和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力图推翻李嘉图的价值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而李嘉图理论的拥护者即李嘉图学派则以捏造用语的办法来掩盖李嘉图体系的矛盾，其结果比反对者的一切攻击更严重得多地破坏了李嘉图理论的整个基础。

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不再继续推进劳动价值论，从而也拒绝以之为基础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这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采取折衷主义手法来加以调和，表现在经济理论上就是混合主义，即把庸俗经济学的各种见解综合起来，用来“修正”李嘉图理论，其典型代表为约翰•穆勒，西尼耳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主义的特点；另一派是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宣扬各阶级利益一致的和谐论，理论上的特征是以对交换领域现象的描绘来代替古典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巴斯夏，美国经济学家凯里也属于调和论者，但它是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形成的。

从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随着李嘉图体系的崩溃，随着经济生活日益显示出的边际增量的存在及其经济意义，出现了一批试图依据边际分析来创立经济学新体系的思想家。不过，这时的边际理论特别是边际效用价值论尚处于缺乏完整和系统论证的初级阶段，在当时经济学领域尚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与此同时，古典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也还有所发展。以拉姆赛和琼斯为代表的少数经济学家，虽然不再坚持劳动价值论，但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及其历史过渡性，仍有所揭示。但是，他们的理论已不再受到资产阶级的重视，这表明他们所代表的经济学己不再是经济学发展的主流。

在这一时期，由于德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被称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晚于英法两国，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开始产业革命。在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通过漫长的从上而下的改良道路，逐渐使农奴制地主经济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容克式经济。这种“普鲁士道路”使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极为缓慢。同时，各自为政的邦国在政治上造成的分裂局面又阻碍着国内市场的扩大和工商业的发展。在国际市场上，英国廉价工业品的竞争，威胁着德国不发达的、技术上落后的工业的成长。因此，德国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以便对国内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干预，以便实行保护政策来抵制工业发达国家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仅由于阶级斗争的形势而不可能采纳古典经济学，而且出于发展本国民族经济的需要而必然会否定鼓吹自由竞争的古典经济学，因此，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其主流来说，一开始就是和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而且是和英法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统相背离的。为了抵御自由贸易理论，探寻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发展道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规律只具有相对性，只能从历史的类比中去发现它。把历史的方法引进经济学，是与当时哲学的发展相联系的。琼斯和约翰•穆勒等也运用了这种方法，但是，把它和经济学中的传统的抽象方法相对立，并由此实际上导致对经济规律和理论经济学自身的否定，则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组成的“历史学派”源。

六、19世纪后期的经济学说

19世纪最后30年是资本主义世界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汤姆士炼钢法、蒸汽涡轮、内燃发动机、气钻、发电机、电动机、远距离输电、电灯、电话、电车、无线电以及从炼焦中提取氨、苯和人造染料等新技术相继出现。这些新技术的发明与利用，不仅使资本主义世界原有的重工业部门（冶金、采煤、机器制造、铁路等）迅速发展起来，而且还引起了一系列新的重工业部门（电力、电器、化学、石油、汽车、轮船等）的先后建立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世界工业生产量，在1850一1870年的20年间增长了一倍，而在1870一1900年的30年间增长了2.2倍。在整个工业发展中，重工业增长尤为迅速。到19世纪末，美、英、德等先进国家己变成了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工业国。

生产技术的巨大进步，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使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股份公司大量涌现，随着资本和生产的日益集中，出现了垄断组织。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过渡。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陆续爆发了1873、1882、1890、1900年四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

这个时期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特征，是70年代开始的边际主义的突起，自此至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边际革命”时代。

1871年，德国的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为奥地利学派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数理经济学派的创立者英国的杰文斯（1871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瑞士的瓦尔拉斯（1874年出版《纯粹经济学纲要》），也各自独立地提出边际效用论，以之作为数学分析的基本理论原则。克拉克把边际效用论和作为美国传统的凯里的和谐论相结合，发展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从而形成具有美国特点的边际效用学派即美国学派。英国的马歇尔则继承了约翰•穆勒开创的折衷主义传统，他不仅把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综合起来，而且纳入新出现的边际效用论，把他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柱之一，并由此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上述各个学派尽管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标志着这个时期经济学的特征的，则是作为它们共同点的边际效用理论。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边际主义经济学，与以往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相比，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边际增量分析方法，而且形成了主观主义边际效用论的理论体系。边际效用论者强调主观因素直接决定经济运动的全过程，个人的主观估计是各种经济分析线相遇的交叉点，并对一切客观因素都从它们在主观范畴中的反映来考察。他们以商品的稀缺性以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为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以边际效用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不管在研究方法上还是研究对象上，都与以往经济学有重大差别。

边际效用理论在不同国家各自独立地同时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以往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戈森的理论，为这个新学派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来源。19世纪后期微积分学的完善以及其它自然科学的发展给经济学带来的启示，为“边际革命”从技术上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新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为边际分析提供了广阔的客观条件。有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垄断组织、股份公司等企业集团的形成，有利于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研究；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内外市场的扩展，有利于关于市场均衡和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研究；信用制以及股东和食利者阶层的发展，有利于关于利息（率）和投资者、消费者心理的研究，等等。而对这些蕴藏着大量边际量关系的经济现象的分析，正是处于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中的资产阶级最为关注的问题。在瞬息万变的竞争过程中，资产阶级力图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扩大销路，增加利润，注意市场行情和消费者需求动态，避免和减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

经济条件的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学的斗争和演变。反对封建残余、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早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在20年代走向解体。继起的约翰•穆勒等既不能在理论上“修补”古典学派的缺陷，又不能在实践上解决新的经济任务。19世纪60一70年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着理论危机，力图重建“真正的经济学体系”。“边际革命”的奠基者门格尔、杰文斯乃至瓦尔拉无一例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李嘉图和约翰•穆勒，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来取代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起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后来，随着《资本论》在工人中的广泛传播、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巴黎公社革命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劳资矛盾尖锐化的政治事件的发生，边际效用学派的第二批代表人物，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把批判的矛头转向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马克思逝世后，庞巴维克出版了《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的几个争论问题》和《马克思体系的崩溃》等著作，集中攻击马克思理论的基石——劳动价值论。在边际效用学派中，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影响最大，固然与它未采取数学公式的通俗形式有关，但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充当反马克思主义的急先锋而深受资产阶级的赏识。但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缺乏实践性，难于用来指导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活动，因此，具有长远影响的并不是奥地利学派，而是马歇尔的经济理论。

马歇尔虽然也被认为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的贡献，并不在于推进了边际效用原理，而主要是运用了这个原理来分析许多个别问题。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体系，较好地描述了微观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提供了谋求最大化经济效益、最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实现有关经济要素的均衡的原则，从而为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在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同时，德国历史学派仍有所发展，并形成新历史学派。以施莫勒、桑巴特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反映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力图争夺霸权的愿望和要求，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宏观发展战略上，特别强调加强国家政权，发挥意识形态作用，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国民财富”的增加。他们沿用“历史的方法”，并局部采用抽象演绎法，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作论证，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服务。新历史学派指责边际效用学派把经济学归结为一、两个心理学的命题，攻击社会主义者从伦理原则引申出来的演绎的论断。他们鼓吹社会改良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变形”理论，企图麻痹和瓦解工人阶级的斗争。

历史学派的影响范围虽然不及边际效用学派，但也是当时的一种国际思潮，历史学派在欧美各国中都有其信奉者，美国制度学派的形成，在方法论上就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

七、20世纪初期的经济学说

世纪之交，随着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深，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著特征是垄断的形成和加强，经济危机的频繁和加剧。

在20世纪的前10年中，1900年、1907年爆发了两次经济危机。1913年又出现了新的危机征兆，但由于世界大战扰乱了再生产周期的正常运动过程，这次危机才得以幸免。战后不久，即1920年，资本主义世界又爆发了经济危机。其后，经过了8--9年恢复和发展时期，到1929年，一场惨状空前的世界性大危机爆发了。这次危机持续了5个年头，到1933年，工业生产比1929年下降了37．2％，倒退到20世纪初的水平，仅全失业人数就高达3000万人。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深刻、最持久、破坏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危机的加深，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军备竞赛等，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与资本的集中进一步加强，各部门的垄断程度日益提高。1929一1933年空前剧烈的危机，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垄断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面临着新的形势，以自由竞争立论的从亚当•斯密到阿•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正统经济学是建立在三个假定前提上的，即完全竞争、充分就业和实物经济。在第一个假定下，除了偶尔提到完全垄断或独家经营外，一切垄断因素和垄断组织都被排除在经济分析之外。在第二个假定下，经济周期和失业现象被认为是短期临时调整的问题，也不在经济理论的考虑之列。在第三个假定下，货币被作为是覆盖实物经济上的一块面纱，货币量的多寡只影响物价水平，而不影响产量和就业。

显然，建立在这些假定上的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说与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大相径庭。抛弃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建立与资本主义现实相适应的新学说，是时代提出的任务。在20世纪初期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货币经济理论的兴起。20世纪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是比较浅陋的。他们认为，货币经济的本质就是物物交换的实物经济，货币只是作为经济运行中的润滑油，使商品交换变得更加容易，更加顺畅，而对经济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根据这种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历来被分为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两个领域。其中，经济理论专门研究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形成与变动问题，即所谓价值论与分配论；货币理论则专门研究货币价格或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与变动问题，即所谓的货币数量论。这两种理论虽然都研究价格，但彼此分隔，互不联系。例如，把相对价格归结为供求关系，而讨论一般价格水平时则忘记了供求，只考虑货币的数量。也就是说，货币数量与相对价格，从而与生产没有什么联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传统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到垄断阶段，越来越不符合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现实。在货币经济中，货币绝不是覆盖于经济上的一块面纱，而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内在因素。它不仅影响相对价格和生产，而且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也不一定严格地存在着因果关系。

最早认识到这种二分法错误的是维克塞尔。维克塞尔在19世纪末就已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他倡导的累积过程学说率先打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二分法传统，通过阐述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关系，把传统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为一体，从而开辟了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先河。时隔30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更进一步地推翻了经济学二分法传统，把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密切融合起来，建立了以收入支出理论为中心的现代货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经过许多经济学家的修正、补充，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第二，垄断竞争理论的提出。传统经济学是以完全竞争或不存在垄断作为分析前提，而且所说的竞争也仅仅限于价格竞争。显然，这种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并不符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在本世纪的20一30年间，一些经济学家各自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1926年斯拉法最先表述了垄断竞争理论的基本思想，1933年同时出版的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这两部著作，奠定了垄断竞争理论的基础。

张伯伦和琼•罗宾逊的垄断概念，是以一切产品都具有差别性为依据的，它并不是指少数大资本家为了共同控制某个或若干个部门的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实行的一种联合。垄断竞争论只是说明一种既含有垄断因素，又存在着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理论，而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阶段上的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由于产品差别而产生的销售价格的不同，在一切商品经济条件下都会存在。但是，垄断价格及其成为突出的现象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才出现的。垄断竞争论虽然没有触及到真正意义的垄断价格，则强调了这一现象，并把竞争和垄断合起来分析，总算反映了新阶段的表面特点，虽然是扭曲的反映。

第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作为明确划分开的独立学科开始形成。如果说在20世纪初叶资产阶级学家把处于分离状态的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为一体，建立了现代货币经济理论，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处于混合状态的传统经济学分离开来，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以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古典经济学阶段，时间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叶。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与途径。这些问题属于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内容。但是，古典经济学家还把价值和分配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这一课题又属于微观经济学研究的领域。因此，古典经济学是典型的宏微不分，是一种混合的大一统经济学。

资产阶级经济学从19世纪中叶进入第二阶段，即所谓新古典经济学阶段。这一阶段到19世纪末马歇尔经济学产生为止。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大都信奉萨伊定律，并以充分就业为立论的前提，认为整个国民经济不会出现产品实现和危机等问题，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微观经济领域，即价值论和分配论问题上。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基本上属于微观经济分析。由于那时还不存在作为独立学科的宏观经济学，因而第二阶段经济学说也没有“宏”、“微”之分。

20世纪初叶，垄断竞争理论即厂商理论的提出，大大扩展了微观经济研究的内容；现代微观经济学就是由新古典经济学与厂商理论构成的。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特别是1929一1933年大危机的严重情景，提出了调节宏观经济的任务，于是，出现了把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并采用总量分析的凯恩斯理论。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原理，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趋势，总需求一般小于总供求，要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国家必须担负起增加总需求的责任。这样，凯恩斯不仅说明了“非自愿失业”的存在，而且否定了传统自由放任学说的精神支柱；即断定总需求恒等于总供给的萨伊定律。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它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称为“凯恩斯革命”，这个“革命”为建立宏观经济均衡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理论的发展是曲折的，在这一时期，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企图把传统经济学与现实调和起来。庇古被看作是剑桥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他继续信奉“萨伊定律”，断定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和失业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社会上存在着失业，那就是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无产阶级的贫困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他在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福利经济学，企图以此来调和阶级对抗，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也还有一些经济学家对现存制度采取“批判”态度。继承了历史 学派方法论的美国制度学派，不仅在理论上批判了传统经济学的“自然秩序”、“鲁滨逊方法”及其哲学基础——边沁“功利主义”，而且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缺陷及其局限性。制度学派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但是，这一时期经济学发展的主流，并不是福利经济学和制度学派，而是凯恩斯理论，它在50一60年代盛极一时，至今还有着重大的影响。

资料摘自于《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一书，主编：汤在新；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