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创作的高级阶段主要解决“贯通”和“脱化”的问题，其要点在于“读书”，要融会贯通，要自然脱化，形成自己的风格特点，仅仅靠临帖习书是没有办法的，是很难有所突破的。应该说，有了初级阶段的“入帖”和“出帖”作基础，有了中级阶段的“宽博”与“专攻”作铺垫，高级阶段的“贯通”和“脱化”就会有所拓展，有所突破。所谓“贯通”和“脱化”实际上就是要集众家之美，形成自家风格特点，这是书法研究和创作的最高阶段，也是最困难的阶段。因此，这一阶段仅靠临帖、读帖，于书法求书法，是不可以有大成就的，所以其要于书法之外求书法。一方面继续临帖，努力实践，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则要用在读书和研究学问方面，以此来滋养和润泽书法创作的成长之路。

“贯通”和“脱化”阶段是一个书法作者的创作旺盛期，也是一个由博返约，由熟求生，由巧归拙，由险绝复归平正，自出新意，自开门径，自成面目，自创风格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立意求新和个性表现为主，要综合发展，融会贯通。这一阶段就要看作者的综合修养怎样，因此，这一阶段“要十分重视个人的学问、胸襟、识见、眼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高尚的审美意境与强烈的艺术个性。”书法是一种文化现象，创作、展览和比赛不仅仅是笔墨技巧方面的比试，更重要的是文化修养、生活阅历和思想境界的较量。正如清代书法家刘熙载《艺概》所言：“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法艺术反映的是一个人完整的内心世界，是其学识、才情和志向的综合反映，这就决定了书法创作不可能通过某种单一的活动去实现，而要求书法家把全部心力都投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由 于全身心地投入，书法艺术与其他艺术相比，更能充分地、透彻地表现书法家的人格。历代书法家，凡是经过大浪淘沙留名后世的，都有其立足的根本，不是靠才气和灵性，就是靠学问和修养，或者靠功力和实践。有的人既有才气，又有功夫，有的人因学问滋养了艺术，有的人靠功力得到世人的认可。总之都有与众不同的思想、精神、风神和功力，都凭着自己在某一方面的能耐和特点立足于书法史。功力兼学养的书法家，比如唐代的李阳冰和孙过庭，学问好、功夫深、思路奇。李阳冰就是因其深厚的文字学修养、扎实的篆书基本功和独特的思路，在名家林立的唐代立足的。

历史上有才气和灵性的成功书法家很多，可以说不胜枚举。像李斯、韦诞、史游、张芝、钟繇、陆机、王羲之、王献之、王珣、褚遂良、张旭、怀素、孙过庭、 李邕、颜真卿、杜牧、杨凝式等。宋元以后，中国书法更是以文人化为特点，讲究 以学问和文章来滋养书法艺术。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的赵孟頫和鲜于枢，明代的祝允明、文徵明、王宠、唐寅、董其昌，徐渭、黄道周、倪元璐、张瑞图，清代的翁方刚、刘墉、王文治、何绍基、邓石如、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近现代的吴昌硕、齐白石、于右任、沈尹默、李叔同、吴玉如、胡小石、谢无量、郭沫若、沙孟海、林散之、启功等。这些历史上成功的大书法家，不仅是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大文豪、大诗人，而且是功力甚深的书法艺术家。比如，黄庭坚最佩服的就是苏轼书法作品中所蕴含的学问和修养，曾赞叹道： “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他又说：“学书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钟繇字元常）、逸少（王羲之字逸少），只是俗人耳。”黄庭坚这两段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了学问修养与书法创作的密切关系，有道义，有学问，这是书法艺术的根本所在，也是医治“俗书”最好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