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力型”亦可称之为“理法型”或“着意型”，这种书法风格强调理性，“重在思维，重在理解，重在规律，重在精神，他们以一贯之，以不变应万变”。

“功力型”的书法风格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和特殊的要求下产生的。在古代特殊的、以实用为要的严肃、郑重的书写场合，一般容易产生功力型的书法作品和风格。

最典型的例子，如秦始皇时期李斯的作品，凡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的诸石刻，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和《琅琊台刻石》等，由于严肃、郑重的需要，所以从用笔、结字到章法，都显得规矩、严肃，整齐划一。《峄山刻石》中有这样的句子“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由此可以看出书刻时的严肃性，李斯等大臣哪敢随意写刻，必须恭谨、严肃对待，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而同时期的秦诏版和秦铜橢量由于是当时实用的需要，铸刻时就显得极其自由烂漫，用笔、结字和章法皆自然率意，被作为篆书写意的典范。

另外，大量规矩的汉唐和北魏的碑刻和墓志，也属于“功力型”的书法作品和风格。如《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等，由于和孔庙有关系，要尊孔、礼孔，所以从内容到形式，从书体到风格等，都显得规矩、严整，一笔不苟，一字不苟，成为后世庙堂碑铭的典范。又如北魏时期的许多皇家墓志，如《元怀墓志》《元倪墓志》《元苌墓志》《元简墓志》《元诠墓志》和《元珍墓志》等，用笔、结字和章法都非常规矩，亦属于功力型的书法风格，和陕西药王山的北魏造像记《姚伯多造像记》等的奇肆烂漫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有人认为，这些规矩类的、实用性较强的书迹（包括明清时期的台阁体和馆阁体），缺乏艺术性，算不上真正意义的书法作品。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功力”乃是书法艺术的基础所在，没有很扎实的基本功，要想在书法艺术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也是很难的。

由于有实用书写的需要，历代亦涌现出了一大批功力型的书法家和这种风格的代表作品。如智永、欧阳询、柳公权、蔡襄、赵孟頫、文徵明、吴让之、杨沂孙、赵之谦、徐三庚、黄士陵、曾熙、蒋维崧、刘炳森等。

图1-智永《真草千字文》（关中石刻本）

图2-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

图3-柳公权《玄秘塔碑》局部

图4-文徵明《咏得落花诗十首》

图5-清杨沂孙《周庙金人铭》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