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书体都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慢慢累积演变而成，行书的产生亦是如此。

唐代张怀瓘曾说过：“行书者，乃后汉颍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故谓之行书。”宋代的苏轼也说过，“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这很容易让人以为，行书产生于楷书之后，先有楷书后有行书，但这不符合事实。

二十世纪以来，甲骨文、汉简、帛书、敦煌遗书等等大量古人书迹实物的出土，足以说明行书和楷书、草书一样，都是隶变导致的结果。楷、行、草三者同出于实用功需推动下解散隶体的产物，它们之间又相互交叉彼此影响，而非前后之间的单线演变。因此，古人之言并非都是金玉良言，受客观条件限制，也有出错的时候。

至于将一种书体归功于一人所造，如史籀造大篆、李斯造小篆、程邈造隶书、张芝造草书、刘德升造行书，等等，自然也不足信。不过，我们要明白，刘德升、程邈等在具体的书体优化整理过程中或许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更是实际上的一个“代表”，是千千万万书法历史创造的代表，是劳动民众智慧的化身。这也是中国文化叙史的一个传统，对于“仓颉造字”之类也应作如是观。

清代讲朴学，重考据，学问较为严谨，在对历史文献的整理、考证、勘误等方面具有重要贡献。曾校刊有《十三经注疏》的大学问家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认为，“盖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不但指出了行书与楷书一样，都是隶变产生字体演变的结果，而且将其转移、演变的时间断在了“汉末、魏晋之间”，是较符合历史的。

当然，和其他书体一样，行书在形成过程中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逐渐成熟、定型的发展阶段。东晋就是行书成熟定型的阶段，王羲之代表了行书发展取得的最高成就，也为后世的行书树立了典范。图1-1为王羲之的行书作品《兰亭序》，图1-2为王羲之的《平安三帖》。

图 1-1 王羲之 《兰亭序》

图 1-2 王羲之 尺牍《平安三帖》